陶人文人共同开创了紫砂文化

杨世明 · 发表于 2009-8-18 07:39:15

陶人文人共同开创了紫砂文化
——与“吴仕是紫砂文化始祖”论商榷 
2008年出版的《徐鳌润紫砂陶艺论文集》，以扎实的史料论证出是官不是僧、是文人不是书童创造了紫砂壶，从而否定了金沙寺僧和书童供春是紫砂文化鼻祖的观念，却又出现了“吴仕是紫砂文化始祖”的观点。
我也是供春现象的探索者，我一直认为是明代的陶人、文人，共同创造了紫砂文化，而不赞成“始祖”、“鼻祖”观。不揣浅陋，我谈点自己的看法，敬请指正。 
宜兴茶与陶几乎同步。
宜兴的茶、陶，起于何时，还需要出土文物的考证。但有一点，阳羡的茶与陶，早于宋，更早于紫砂壶。茶，从远古到唐代陆羽775年写作《茶经》之前，先为药，吃药，就要“煎药”，而“煎药”则要用“陶器”，至今依然。今天，“横把药罐”仍畅销四方。茶后来为食，食则需煮饭，由饭而茶，陆羽对唐以前的饮茶法称之为“煮茶法”。
陆羽写《茶经》以后到明代的朱元璋下诏废团茶的600余年间，上流社会盛行“煎茶法”、“点茶法”，而民间亦然唱着“煮茶”曲。那时，煎茶、点茶、煮茶用的釜、罐、壶都有，以唐代的长沙窑来说，那壶、那彩绘的壶，可谓是丰富多彩。宜兴的上上下下，当是以“陶器”为主。这也就是说，朱元璋兴散茶之前，宜兴的陶器有罐、釜、盆，也有壶，只是不论是煎茶的壶，还是煎水的壶，不是茶文化的视觉中心，那中心是“茶碗、茶盏”，那是煎茶法、点茶发、煮茶法茶事活动的客观需求。
上面的简述，是人们公认的历史，似无需考证。 
皇帝诏令不会“和者寡”
陆羽的《茶经》问世后，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评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作为一介文人陆羽的《茶经》，能迅速影响朝野；作为登上皇帝宝座，日正中天的朱元璋下的诏令，虽不能一夜之间把饮茶的习俗，来个大翻身，但也不会是“阳春白雪和者寡”。
事实正是这样。朱元璋下诏之后，历史的惯性、饮茶的风俗，并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煎茶法仍主导着，各种饮茶法，包括新兴的泡茶法并行着。时光到了1597年许次纾写作《茶疏时》，以散茶而兴起的泡茶法，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茶疏》的“今古制法”条载：“古人制茶，尚龙团风饼，杂以香药……不若近进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到明末的崇祯年间，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以历史终结的口吻说：“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文震亨虽不是史官，但他记载的已被历史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现代广告学说，一个有效的广告发出后，有一个人行动了，就有12个人准备行动。以今可以知古，以古也可以证今。朱元璋倡导的泡茶法，不会是一个人，也不是12个人响应，又不会是一帆风顺。历经250年岁月，泡茶法终于转化为中国人的自觉。 
泡茶茶壶峥嵘遍神州
朱元璋的诏令，引来了茶事的变化；茶事的演变，把唐宋时饮茶的配角茶壶转化为视觉中心，自然也引来了茶壶的创造、生产。泡茶法“和者不寡”，那么泡茶用茶壶的创作、创造与生产，也是全国范围的风起云涌。
金茶壶、银茶壶，有了。作家屠隆在1590年左右写的《茶说》里讲：“金银为优，贫贱者不能具，则瓷石有足取焉”。瓷石，即是瓷器的老称呼。
瓷石，景德镇在扩大生产，到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的官窑竟达300余座。只是人们发现它的宜茶功能不如紫砂壶。于是许次纾在《茶疏》中说：“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供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这里显然不是指的造型、色彩、做工，而是讲的“器用价值、功能作用”，紫砂壶的“宜茶功能”比饶州的瓷茶壶的功能要好，饶州的不仅不好用，且是“极不堪用”。若要是时大彬做的瓷茶壶，一样也是“极不堪用”。
金银茶壶有，瓷茶壶也有，还有苏州又发展了锡壶，并有了“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一注价五六金”的记载（明张岱《插图珍藏版。陶庵梦忆》36页）。
那么，陶都宜兴呢？现在有丰富的史料证明，宜兴的陶人、文人都在活跃着，都在—— 
陶人文人都做“紫砂梦”
台湾著名史学家徐鳌润先生以丰富、可靠的史料，论证了宜兴的官宦世家的吴家，吴纶酷爱茶，喜爱煎茶，还喜欢监制煎茶用的紫砂壶。其子吴仕深受家传，爱茶，更想为推广泡茶法，并于1508年在大潮山为母亲守丧期间，设计泡茶紫砂壶，请陶工制作“样品壶、教材壶”，以“供春”的名义，欢迎陶工仿制、复制，扩大生产。吴仕外出当官回来，又重操旧业，推广泡茶法、推动紫砂壶生产。  
吴仕设计，陶工制作，如何认识这一史实？说吴仕是紫砂文化的始祖，那么，其父监制煎茶紫砂壶，比吴仕早，吴纶当是始祖；吴纶能监制紫砂壶，宜兴之前就有煎茶、煎水的壶，这样来说，吴纶也不是始祖；就吴纶监制、吴仕设计而言，制作的都是陶工，当属于共同创造。   
吴家父子是陶都文人的代表，也是陶人的代言人。他们父子形象的告诉人们，当时宜兴的陶人、文人都有人在作着“泡茶”的梦，作着“紫砂壶”的梦。只是，我们没有记下那些创制紫砂壶，或者为吴仕制作紫砂壶的陶工罢了。好在明代周高起还是以明确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的真相。他在《阳羡茗壶系》中说：“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这已很清楚地述说着是陶工制作着紫砂壶。从最近出土的“晋代青瓷”，可以说明陶都的陶工早已做了紫砂器。还有陈贞慧在《秋园杂佩》中说：“供春之后，四家董翰、赵良、袁锡，其一则大彬父时鹏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圆壶，李四老官号养心，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今罕有见者”。“为供春劲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许多陶人在创作、制作着和“供春不一样”的泡茶的紫砂壶？
说文人作紫砂壶梦，还有许多史实。如，陈继儒等人喜紫砂的宜茶功能，惜其大而不雅，从而呼吁“变大壶为小壶”。如，多少茶人、文人，体验紫砂壶，体验不同茶壶的功能，并终于发现了紫砂壶“宜茶堪为首”的真知；又有多少文人，记录了“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供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文人的体验和记录，“茶壶宜茶堪为首”难于载入史册，紫砂壶也难有今天。
陶人、文人都在做紫砂壶梦，可以说是陶都紫砂文化一个最为鲜明的历史特点。我以为这不是有意否定“吴仕新当选紫砂壶创造鼻祖说”，也不是故意陈说“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观，而是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从国家一项决策的社会价值及影响，从宜兴紫砂文化现有的史料，来力所能及的让我们比较客观地回到那个时代，去认知紫砂文化的兴起。
明代的陶都宜兴，陶人在创造、制作紫砂壶，文人在设计、推广紫砂壶，还有文人在体验、研究紫砂壶的器用价值，正是陶人、文人的合唱，才唱响了紫砂文化的序曲。 
2009年8月17日星期一  杨世明于《知陶居》

杨世明 · 发表于 2009-9-9 06:40:02

陶人文人共同开创了紫砂文化
——与“吴仕是紫砂文化始祖”论商榷 
2008年出版的《徐鳌润紫砂陶艺论文集》，重写了紫砂文化的草创史。
《文集》第一篇论文《供春壶史。初考》，以扎实的史料论证紫砂壶是官不是僧、是文人不是书童创造的，从而否定了金沙寺僧和书童供春是紫砂文化鼻祖的观念，却又出现了“吴仕是紫砂文化始祖”的观点。
我也是供春现象的探索者。在研究中国茶文化和明代历史中，我认为是明代的陶人、文人，共同开创了紫砂文化，而不赞成“始祖”、“鼻祖”观。不揣浅陋，我谈点自己的看法，敬请指正。 
宜兴茶与陶几乎同步。
宜兴的茶、陶，起于何时，还需要出土文物的考证。但有一点，阳羡的茶与陶，早于宋，更早于泡茶用紫砂壶。茶，从远古到唐代陆羽775年写作《茶经》之前，先为药，吃药，就要“煎药”，而“煎药”则要用“陶器”，至今依然。今天，“横把药罐”仍畅销四方。茶后来为食，食则需煮饭，由饭而茶，陆羽对唐以前的饮茶法称之为“煮茶法”。
陆羽写《茶经》以后到明代朱元璋下诏废团茶的600余年间，上流社会盛行“煎茶法”、“点茶法”，而民间亦然唱着“煮茶”曲。那时，煎茶、点茶、煮茶及烧水用的釜、罐、壶都有，以唐代的长沙窑来说，那壶、那彩绘的壶，可谓是丰富多彩。宜兴的上上下下，则是以“陶器”为主的。这也就是说，朱元璋兴散茶之前，宜兴的陶器有罐、釜、盆，也有壶，只是不论是煎茶、煮茶的壶，还是烧水的壶，如同全国各地一样，不是茶文化活动的视觉中心，中心是“茶碗、茶盏”，那是煎茶法、点茶发、煮茶法茶事活动的客观需求。
上面的简述，是人们公认的历史，似无需考证。 
皇帝诏令不会“和者寡”
陆羽的《茶经》问世后，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评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作为一介文人陆羽的《茶经》，能迅速影响朝野；作为登上皇帝宝座，日正中天的朱元璋下的诏令，虽不能一夜之间把饮茶的习俗来个大翻身，但也不会是“阳春白雪和者寡”。
事实正是这样。朱元璋下诏之后，历史的惯性、饮茶的风俗，并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煎茶法仍主导着，其它各种饮茶法，包括新兴的泡茶法并行着。时光到了1597年许次纾写作《茶疏》时，以散茶而兴起的泡茶法，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茶疏》的“今古制法”条载：“古人制茶，尚龙团风饼，杂以香药……不若近进制法，旋摘旋焙，香色俱全，尤蕴真味。”到明末的崇祯年间，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以历史终结的口吻说：“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文震亨虽不是史官，但他的记载已被历史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现代广告学说，一个有效的广告发出后，有一个人行动了，就有12个人准备行动。以今可以知古，以古也可以证今。朱元璋倡导的泡茶法，不是一个人，也不是12个人响应，又不会是一帆风顺，从1391年兴泡茶法到明亡的1644年，历经253年悠悠岁月，煎茶法、煮茶法历史地渐渐隐去，泡茶法终于转化为中国人的自觉。 
泡茶茶壶争艳遍神州
朱元璋的诏令，引来了茶事的变化；煎茶、煮茶向泡茶的演变，把唐宋时饮茶的配角——茶壶转化为视觉中心，自然也引来了茶壶的创造、生产。泡茶法“和者不寡”，那么泡茶用茶壶的创作、创造与生产，也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
金茶壶、银茶壶，有了。作家屠隆在1590年左右写的《茶说》里讲：“金银为优，贫贱者不能具，则瓷石有足取焉”。瓷石，即是瓷器的老称呼。
瓷石，瓷茶壶，景德镇在扩大生产，到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的官窑竟达300余座。只是人们发现它的宜茶功能不如紫砂壶，于是许次纾才在《茶疏》中说：“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供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这里显然不是指茶壶的造型、色彩、做工，而是讲的“器用价值、功能作用”，紫砂壶的“宜茶功能”比饶州产瓷茶壶的功能要好，饶州的不仅不“宜于茶”，且是“极不堪用”。若要是时大彬做的瓷茶壶，一样也是“极不堪用”。
金银茶壶有，瓷茶壶也有，还有苏州又发展了锡壶，并有了“锡注，以王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一注价五六金”的记载（明张岱《插图珍藏版。陶庵梦忆》36页）。
那么，陶都宜兴呢？现在有丰富的史料证明，宜兴的陶人、文人都在活跃着，都在—— 
陶人文人都做“紫砂梦”
台湾著名史学家徐鳌润先生以丰富、可靠的史料，论证了宜兴官宦世家的吴家，吴纶酷爱茶，喜爱煎茶，还喜欢监制煎茶用的紫砂壶。其子吴仕深受家传，爱茶，更想响应朱元璋的诏令推广泡茶法。于是在1508年，他在大潮山为母亲守丧期间，设计泡茶紫砂壶，请陶工制作“样品壶、教材壶”，以“供春”的名义对外宣传，欢迎陶工仿制、复制，扩大生产。吴仕外出当官回来，又重操旧业，继续推广泡茶法、推动紫砂壶生产。  
吴仕设计，陶工制作紫砂壶，如何认识这一史实？说吴仕是紫砂文化的始祖，那么，其父监制煎茶紫砂壶，煎茶紫砂壶也是壶，且比吴仕早，吴纶当是始祖；吴纶能监制紫砂壶，宜兴之前就有煎茶、烧水的紫砂陶壶，这样来说，吴纶也不是始祖；就吴纶监制、吴仕设计而言，制作的都是陶工，亦当属于共同创造。   
吴家父子是陶都文人的代表，也是陶人的代言人。他们父子爱茶、爱壶的形象告诉人们，当时宜兴的陶人、文人在皇帝的诏令下，都有人在作着“泡茶”的梦，作着“紫砂壶”的梦。只是，我们没有记下那些创制紫砂壶，或者为吴仕制作紫砂壶的陶工罢了。好在明代周高起还是以明确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的真相。他在《阳羡茗壶系》中说：“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这已很清楚地述说着陶工制作紫砂壶的情形。从最近出土的“晋代青瓷”，可以说明陶都的陶工早已用了紫砂料，只是还不是有目的自觉应用罢了。还有陈贞慧在《秋园杂佩》中说：“供春之后，四家董翰、赵良、袁锡，其一则大彬父时鹏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圆壶，李四老官号养心，在大彬之上，为供春劲敌，今罕有见者”。“为供春劲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许多陶人在创作、制作着和“供春不一样”的泡茶的紫砂壶？
说文人作紫砂壶梦，还有许多史实。如，陈继儒等人喜紫砂壶的宜茶功能，惜其大而不雅，从而呼吁“变大壶为小壶”。如，多少茶人、文人，体验不同茶壶，包括紫砂壶的泡茶功能，并终于发现了紫砂壶“宜茶堪为首”的真知；更有多少文人记录了“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供春茶壶，今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文人的体验和记录，“茶壶宜茶堪为首”难于载入史册，紫砂壶也难有今天。
陶人、文人都在做泡茶的梦、做紫砂壶的梦，可以说在泡茶法兴起的明代，是陶都紫砂文化一个最为鲜明的历史特点。我以为这不是有意否定“吴仕新当选创造紫砂壶鼻祖” 说，也不是故意陈说“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观，而是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从国家一项决策的社会价值及影响，从宜兴紫砂文化现有的史料，来力所能及的让我们比较客观地回到那个时代，去认知紫砂文化草创期的真相。
陶都宜兴，茶乡、制陶、紫砂矿，为紫砂陶壶的问世，准备了必备的条件；朱元璋兴散茶推动泡茶法，为茶壶成为茶事的主角，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于是陶人在创造、制作紫砂壶，文人在设计、推广紫砂壶，还有茶人文人在体验、研究紫砂壶的器用价值，正是陶人、文人的合唱，才唱响了紫砂文化的序曲。 
2009年8月17日星期一  杨世明于《知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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