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大彬是明末清初人

杨世明

时大彬是明末清初人

时大彬是何时人？

史料一般说他是明代万历年间人。

台湾学者徐鳌润先生在查证许龙文历史时，考证出一个重要史实：时大彬在1651年（清顺治八年辛卯）六月仍健在。

由此，我进一步研究认为“时大彬是明末清初人”。

顺治八年得牢狱之灾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农历三月十八日，思宗朱由检去世。

清顺治八年辛卯（1651），崇祯帝的三皇子定王朱慈焕（1633——1708），为原明朝吏部郎路迈迎至宜兴路家的《天香阁》。然，席未暖，有人举发，清兵追至。幸亏路迈的杭夫人机智，撒珠宝于地引得士兵争相拾宝，给朱慈焕赢得了时间，得以逃脱。至今，宜兴还有民间叫起来的“撒珠巷”的地名。

清兵在路迈的《天香阁》内找到有时大彬款的提梁壶、汉方壶等，于是在将路迈北解入京之际，也把时大彬拘押进县衙监狱。县令刘国进要求时大彬制小壶三百把，作为释放条件。时大彬制，许龙文制，许龙文还把朋友请来帮助制，完成官灾后时大彬才得以出狱。（见《论文集》137、185页页）

路迈救明皇子，时大彬以壶换牢狱之灾的事，县志、文人笔记多有记述，且“撒珠巷”仍称呼如旧，由此可见，顺治八年（1651）时大彬健在，是可信的。

顺治十一年“足以及乎其寿”

1654年春天（甲午春，顺治十一年），辞赋大家吴梅鼎邀请许龙文来《朱萼堂》坐艺制作一批紫砂壶，并请浙江鄞州周容前来参观、考察。此次坐艺，历经二十天，许龙文制作了十把壶，吴梅鼎、周容、许龙文一齐把壶入窑、点火，周容还代为写作了“祝窑文”。周容还欣赏了时大彬的原作。

这次活动参与的三大高手成就了四个成果：一是许龙文制作了10把壶，二是吴梅鼎创作了《阳羡茗壶赋》，三四是周容写作了《宜兴甆壶记》和《许龙文传》。赋，是对壶品的描写；记，是对全套技艺的记述。

周容在《许龙文传》里说：“宜兴甆壶，著六十年，时大彬为最，今乃得龙文许氏。龙文年少耻壶名，然世以壶争致之。辛卯（1651年）秋，过于荆园。谓予曰：侥幸以壶名工耳。虽然亦有足言者：宁拙嫌，毋巧悦；宁耐成，毋苟率，为千百年者此一日。盖作者之志气，仰足以及乎前古，俯遂足以及乎其寿（此言时大彬者。徐鳌润注），非专后人之敬持宝惜然也。-------”“ 遂足以及乎其寿”，是指周容说时大彬此时“80在望”了。（见《徐鳌润论文集》之95页）

顺治十八年“年正老”

出版于民国时代的《阳羡砂壶图考》也早有“年纪辛丑年正老”的记载，文中有注说：“辛丑秋日是顺治十八年（1661），时年已老”。此出自张廷济为蔡少锋收藏到时大彬壶而作的赋。（见《紫砂古籍今译》338页）以此说，时大彬到1661年“年正老”，也就是还活着。对此，过去一些专家质疑，徐鳌润先生则博引旁证，论证此说可信。（见《论文集》178——182页）

四人见证清初时大彬

常言道，一人为私，二人为公。张廷济一人说时大彬“年正老”，与他不在一时一地的吴梅鼎、许龙文、周容则在1654年写作的《许龙文传》里说“遂足以及乎其寿”，指时大彬80在望。80在望，大约七十八、九岁。1654年在，1661年也在，他高寿至少为86岁。因之，至少有四个当时人证明时大彬1654年仍健在。（见《论文集》95页）

时大彬生卒年至今不详，长寿几何也不清楚，但他到顺治八年，以至是顺治十八年依然健在是可信的。以此计，时大彬当生于1575年（万历三年）左右，距许次疏写《茶疏》的1597年相差22余年。宜兴一般14岁（虚岁）学徒，时大彬又自幼受父时鹏熏陶，22岁时颇有成绩，是说得通的。

此时，离明亡的1644年已过17年。因之，时大彬是明末清初人。

重新解读三大问题

时大彬为明末清初人的确定可以解释很多问题，其一改写了时大彬是明代万历人的传统认识。其二，可以解释南京博物院藏《天香阁》提梁壶，为什么会有“印章”出现。过去，一直认为时大彬的作品只有“刻款”没有“印款”。其三是传统手工艺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传统一直认为是明代完成的。

1651年之后的第三年即1654年（顺治十一年甲午）春天，时大彬徒孙许龙文应吴梅鼎之邀，第二次到《朱萼堂》坐艺制壶，并请周容参观，于是有了吴梅鼎的大作《阳羡茗壶赋》，周容写作了《宜兴甆壶记》和《许龙文传》等，而《宜兴甆壶记》则是第一次把紫砂陶传统手工艺详细予以记载，成为传统技艺完成的标志。

时大彬从以宜兴本地的制陶技艺制作大壶，到接受陈继儒的建议“变大壶为小壶”，以服务文人书斋为目标市场，因文人个性化需要而制作高高低低、方方圆圆的作品，紫砂陶形制的丰富引导时大彬技艺的改进、创新。

技艺的改进是一个过程。若以许次疏写《茶疏》的1597年计，此前时大彬用宜兴本土传统技艺制壶，到1654年周容写《宜兴甆壶记》，紫砂陶传统技艺历经57年的不断摸索、创新、完善，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对于一个外行能准确、细致地写出“紫砂陶制作技艺”，曾有专家质疑，我以为质疑的道理站不住脚。其一，外行能写出比内行还精彩的技术性史料，《考工记》即可为证。其二，时大彬、徐友泉、许龙文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有文化基础，不仅可以边做边说，还可为写作者做参谋协助修改。今天，我只要写涉及技艺性的文字，总是要请内行人审阅。其三，徐鳌润先生针对外行人写不出此等文章，认为吴梅鼎作赋、周容作文，都是出自许龙文之手，我以为作为分析也有可能，但需要史料佐证。专家质疑更为站不住脚的是，时间、实践，甚至大学教授从学术上，已对周容《宜兴甆壶记》作了高度评价——外行写出了高水准的技术性文章，堪可作《考工记》的补充篇。

1654年是宜兴紫砂陶传统手工艺完成的象征年，《宜兴甆壶记》是“紫砂陶非遗技艺形成”的标志。

时大彬是幸运的！他看到了这一记载，几年后时大彬含笑离开人间。

                       杨世明于《金岛山寺》 2012年8月5日星期日

龙池L

檀香阁

龙池L 发表于 2013-10-10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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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之铭

好文章，学习！

杨世明

谢谢诸位关心这个话题！

草地郎

“初自仿供春得手 喜作大壶 後游娄东 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 乃作小壶”------吴骞《阳羡名陶录》

（按）：陈眉公（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名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诸生。

“往时龚春茶壶 近日时大彬所制 大为时人宝惜 盖皆以粗砂制之 正取砂无土气耳。……..” ------许次纾《茶疏》

（按）：许次纾，字然明，号南华，浙江钱塘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

“……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文震亨《长物志 卷十二 香茗之二三 茶壶茶盏》

（按）：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吴县人，系籍长州（今江苏苏州）。文徵明曾孙， 文彭孙，文震孟之弟元发仲子。

综合分析，时大彬如果公元1651依然健在，恐怕是个百岁人瑞。有一点可以肯定，时大彬成名时期不会晚于万历。

杨世明

谢谢关注！
许次纾写《茶疏》是1597年（万历25年），这是目前见到时大彬最早的记录，也可说是时大彬成名的最早记录。此时离1654年周容说得60年，时间很近。
共同学习！

小马

锦灰堆里抽丝剥茧，还原一个真实的时大彬
夜凉如水，热天的雨断断续续的滴响在窗栏上，家里两只狗的鼾声此消彼长。在书房呆坐着，没有亮光，思绪幽然的飘到了一个人物：明代紫砂巨匠、一代宗师级别的时大彬。最近一直在研究三蠡会馆藏时大彬款壶,看的越多,研究的越深,越发觉得时大彬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一个谜一样的人物。闭上眼睛想着：在400年前的热天的一个雨夜、如水的凉夜，时先生是否也是坐在泥櫈前专心的做着当时供不应求、现代梦寐以求的大彬壶？也许脚边也是趴着两只会打鼾的狗？
三蠡会馆所藏的大彬壶是2011年夏苏州城区工地出土的，当时经过好几层的辗转，都是看着她毫不起眼、工艺粗糙、品相差而最终进入三蠡会馆，尽管还是很多的行家对此不屑一顾，我还是弹额相庆，把她看了两年了，也该为她说道些啥了，“瘌痢头的儿子——自家的好”这句话真的有道理！
要更好的分析、研究此壶，还必须更好的分析、研究时大彬其人，自古至今，研究时大彬的文人学者专家很多，有很多精彩的研究成果，这为后人解读时大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和资料库。本文借鉴和结合前人的研究从另外的角度去看时大彬，纯属一家之言，个人见解。
时大彬的名声从明代就开始褒赞至今，有很多的古籍、史料、传说。可以说，时大彬是与精美绝伦，无与伦比这两个形容词划等号的，锦上添花是先有了美丽的锦才可以添花的，时大彬把锦织好了，故同时代人、现代人添点花是应当的，只是我们在添上花的时候也要想到：时大彬在织锦前、织锦时，您是否也会像现在一样的添上更美丽的鲜花呢？谈到了锦，就从锦灰堆里来抽丝剥茧，还原一个真实的时大彬吧。
所谓“锦灰堆” ，又名八破图也叫“集破、”“集珍”、“打翻字纸篓”等。“锦灰堆”起于明代，最早出现在明代的鼻烟壶上，它源自中国传统本身，并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一定影响，非常真实的描绘古代文人雅士书房所常见的杂物。具三维视觉艺术特点的写实画法。如：古旧字画、废旧拓片、青铜器拓片、瓦当拓片、虫蛀的古书、废弃的画稿以及扇面信札等。这些杂物件件呈现破碎、撕裂、火烧、破旧的形状，给人以古朴典雅、古色古香、雅气横生、耐人寻味的感觉，有人称之为“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因此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
“锦灰堆”是一种书画的方式，也是一种表现、表示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到、发掘、想到、悟到很多的东西，包括前人的笔记、小品、或者是片语只言都可以。既然要从“锦灰堆”里觅大彬，就离不开善本古籍，比较著名的有：
明代江苏江阴的周高起成书于崇祯年的《阳羡名壶系》、
清代浙江海宁的吴骞成书于乾隆五十年的《阳羡名陶录》、清代日本的奥玄宝成书于光绪年的《茗壶图录》、
民国南海李景康 张虹合编的《阳羡砂壶图考》、
民国宜兴周润身 周幽东父子编写的《宜兴陶器概要》、
现代南京宋伯胤编写的《紫砂苑学步》、
现代宜兴顾景舟编写的《宜陶之旅》、
现代宜兴徐秀棠编写的《中国紫砂》、
现代无锡钱剑华编写的《紫砂茶壶的造型与鉴赏》等等，确
实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了，这些书籍都是从正面、历史记载对时大彬歌功颂德，锦上添花，想必玩老紫砂的都对这些书籍耳熟能详了，也没有再看一看的兴趣了。
一只狗前腿伸直后腿弯曲拱着背狠狠的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响鼻，看了一眼不想睡觉的主人，无奈的又趴下了。另一只四脚朝天，没羞耻的露着私处酣睡着。
好，那么让我们来看点对时大彬宣传的负面记载吧。
在明代有个叫徐应雷的文人写了个小品——《书时大彬事》，收录在《四库全书》明•黄宗羲编《明文海》卷352，全文云：“犀象金牛之器非不贵重，商周彝鼎非不甚古，余性不能好也。自余来阳羡，有客示以时大彬罍，甚小而其价甚贵，余心恶之，曰：必击碎之为快。而所谓时大彬者，必屏诸四夷为快。一日，遇诸杨纯父斋中，其人朴野，黧面垢衣。余问纯父：渠何以淫巧索高价若此？纯父曰：是渠世业，渠偶然能精之耳，初无他淫巧，渠故不索价。性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又懒甚，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始闭门竟日抟埴，始成一器，所得钱辄复沽酒，尽当其柴米赡。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彼虽穷昼夜，疲精神，力不给，故其势自然重价如此。渠但嗜酒，焉知其它？余近遇云间康季修，谈之更详。余于是欲尽击碎其壸而足其酒终身焉，嗟乎！吾吴中祝希哲草书，唐伯虎画，并称神品，为本朝第一，又并有文章盛名，然其人皆日坐松竹间，散发裸饮，其胸中了然无一事，当盛暑虽以台使者之重，造门迫之，不屑也，今观时大彬一艺至微，似不足言，然以专嗜酒，故能精而以成其名，况于书与画，而况于文章，而况于学圣人学佛者也”。

小马

《书时大彬事》一文大致讲：徐应雷自到宜兴以后，有人把时大彬制的紫砂器给他看，该紫砂器型小而价贵，徐应雷很厌恶，并说“必击碎之为快”。有一天，在杨纯父家中遇到时大彬，“其人朴野，黧面垢衣（看到此人就是一个粗野的乡夫,污黑的脸，脏兮兮的衣服）”，后通过杨纯父了解到，时大彬最初制壶没有现在那样精巧，所以不索价。因为时大彬嗜好喝酒，制作紫砂器所卖得的钱，都用于买酒，并与他关系比较好的“村夫野老”畅饮狂喝。只有在囊中空乏、又无处赊帐时，才闭门埋头制壶，由此而制成一壶，但又将卖得的钱全部花于饮酒。时大彬制的壶虽然价高，依然供不应求，而且因购买者很多，各地官吏还通过县令来购取，所以价格自然要抬高了。”彼虽穷昼夜，疲精神，力不给，故其势自然重价如此。渠但嗜酒，焉知其它？”由于时大彬的壶很好卖,所以他没日没夜的制作,但是还是供不应求,所以他只好提高价格来控制数量。徐应雷讽刺了一句：他只知道做壶换酒钱，还知道什么呢？再后来他遇见了云间康季修，了解了更多的关于时大彬的情况后又讽刺了：“余于是欲尽击碎其壸而足其酒终身焉”什么意思？“我更多的了解了时大彬后想把他的壶全部击碎，让他不断的做壶，做一把，他卖了之后我击碎它，让他再做，再卖，我再击碎，以此来满足他一辈子的喝酒钱！”最后徐应雷发出感慨：“嗟乎！吾吴中祝希哲草书，唐伯虎画，并称神品，为本朝第一，又并有文章盛名，然其人皆日坐松竹间散发裸饮，其胸中了然无一事，当盛暑虽以台使者之重造门迫之不屑也，今观时大彬一艺至微似不足言，然以专嗜酒故能精而以成其名，况于书与画，而况于文章，而况于学圣人学佛者也”这段话有感慨有讽刺也有无奈，同时代的祝枝山、唐伯虎这样的学士，文人视名利如粪土，时大彬挟一小技为喝酒而做精了这一小技而成家成名了，何况那些书画家、文人等呢？。
　　从徐应雷所记此文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时大彬的生活形象，反映了时大彬在这个特定时期的真实一面。在这个特定的时段中，时大彬是一个不拘生活小节、嗜酒如命、制壶为业的艺人，在当时艺人、工匠是下九流，是文人士大夫所不耻的，社会风气如此。徐应雷此文虽然有些偏激，但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从中也看到：时家世业制陶、大彬制壶精巧、作品价高难求、其艺时已成名。而且当时，时大彬所接触的大多是“村夫野老”，未提及文人雅士，当然，接触“村夫野老”，嗜酒不拘小节，甚至生活穷困潦倒，并不影响时大彬的创作灵感和陶艺天赋，历史上有此类状况者，不乏名人。况且，时大彬的作品和制技一直为后人所追捧。
所以，时大彬的这一生活时段，究竟在时大彬生活的哪一阶段？什么年代？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书时大彬事》涉及的几个人物
　　1、宜兴杨纯父。
　　据《四库全书》明缪希雍撰《先醒斋广笔记》卷三载：“义兴杨纯父，儿病寒，热势甚棘，诸医以为伤寒也，药之不效。仲淳曰：‘此必内伤’，纯父不信，询乳媪及左右，并不知所以伤故，仲淳固问不已，偶一负薪者自外至，闻而讶曰：‘曩见郎君攀竹梢为戏，梢折坠地，伤或坐此乎？’仲淳曰：‘信矣’。投以活血导滞之剂，数服而起。”这是明代名医缪希雍（字仲淳）的一则医案。从这则医案记载和《书时大彬事》中记到：“遇诸杨纯父斋中”可看出，杨纯父当时在宜兴应该是个富豪或者乡绅，有能力请名医给子治病，家里有奶妈、徐应雷也要登门拜访。
2、云间康季修。
　　《书时大彬事》中说：“余近遇云间康季修，谈之更详。”说明徐应雷与康季修是同时代人。
　　云间，上海市的古称。康季修，据《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三十二记载：“题血书金刚经后。此经乃华亭康孟修妻，张氏安人刺血所书者。……康君弟季修，与余为方外交。顷入粤，季修走书，以安人所书此经属题。予睹其手泽，端严精楷，笔意师古。”此载记明：康季修是华亭（亦即松江）康孟修之弟，并与憨山德清（1546～1623，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是方外朋友，憨山老人还亲睹其书法。
　　　3、祝希哲与唐伯虎
　　文中提到：“吾吴中祝希哲草书，唐伯虎画，并称神品，为本朝第一，又并有文章盛名”。
　　祝希哲即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属今江苏苏州）人。能诗文，尤工书法。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笔势劲健，功力深厚。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可见徐应雷《书时大彬事》此文在祝允明与唐伯虎成名之后。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徐应雷撰写以上文章的时间主要应在明万历八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580-1600）之间。这篇小品可谓是记载时大彬生平史料最详尽的，其它的文章都是赞美时大彬的壶艺高超绝美，简单，有的甚至神话了。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以下信息：
1，时家制壶系祖传，但没有提到时大彬父辈或更上一辈的姓名，如果按史料记载时大彬之父是时鹏，那也是一个制壶始祖，没理由在叙说时不提此辈姓名，故大彬父时鹏说有待商榷，或许《扬州画舫录》里记载的时大彬先祖是宋徽宗时代的尚书时彦也有祖以后传的意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想：时家在时大彬之前世代农耕为主，农闲时制壶以补贴生计，时大彬在传承了家族制壶手艺的基础上创新了紫砂壶的制作技艺。
2，时大彬刚开始制作紫砂器时的作品并非后来的精妙，他也是按照家传的制作手法做壶，所做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换酒钱，有了酒钱就与乡村野夫狂饮，等到没钱了还借贷不到，这也充分说明了时家并非制壶世家，家境很一般。其所制紫砂器也是一般的日用商品，仅能换取酒钱而已。明代是废除团茶而采用散茶泡饮的开端，紫砂壶的应运而生能充分散发散茶的香韵，所以比瓷壶、铜壶、锡壶更受大众喜欢。时大彬的紫砂壶能换酒钱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时大彬在受了“又懒甚，必空乏久，又无从称贷”的屈辱和刺激后“始闭门竟日抟埴，始成一器，所得钱辄复沽酒，尽当其柴米赡”。他专心做壶，因为是“闭门竟日抟埴”所以作品做的更好，更精致，以至于卖壶所得钱不但能复沽酒，还可以“尽当其柴米赡”，受到这种鼓舞，时大彬在制壶上一发不可收拾，越做越好，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名气也是越来越响，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3，在徐应雷写这篇小文时，时大彬已然成名成家。“自余来阳羡，有客示以时大彬罍，甚小而其价甚贵，余心恶之，曰：必击碎之为快。”“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彼虽穷昼夜，疲精神，力不给，故其势自然重价如此。”在徐应雷这种看不起小技工匠的士大夫眼里，时大彬的紫砂器居然卖出了“犀象金牛之器”、“商周彝鼎”的价格，他觉得实在无法接受，在吃不到葡萄的情况下，只能说葡萄酸了，“必击碎之为快”哈！徐应雷也是真的可爱，真的见了时大彬作品，他击碎试试？人家打不死你才怪！还书生气的说：“余于是欲尽击碎其壸而足其酒终身焉”！有这个能力吗？图嘴皮子一时痛快而已！
4，徐应雷尽管对时大彬挟小技而成名很是不满，连骂带讽刺了一大堆，但也实事求是的说明了当时时大彬的紫砂器的价格甚至超出了祝枝山、唐伯虎的书画价格，所以，同为文人士大夫的他很是为此愤愤不平，又是无可奈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时大彬制壶也是从粗陋到精妙，而且他的早期的粗陋的作品也是有很多出手换酒钱的，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可能看到时大彬的早期作品，只是它所呈现的不是人们脑海中的时大彬，人们不愿、不肯破坏时大彬的神话，所以就把一些粗陋的作品归结为同时代仿制或者后仿。

小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时大彬制壶也是从粗陋到精妙，而且他的早期的粗陋的作品也是有很多出手换酒钱的，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可能看到时大彬的早期作品，只是它所呈现的不是人们脑海中的时大彬，人们不愿、不肯破坏时大彬的神话，所以就把一些粗陋的作品归结为同时代仿制或者后仿。
大彬款的壶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些地区陆续出土。
1，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底刻大彬二字。
2，1972年，在四川三台县明末窖藏出土的长方壶，底刻“万历甲辰　大彬制。
3,1984年在江苏锡山市甘露乡肖塘明崇祯二年华师伊墓出土了柿蒂纹三足壶，柄下刻大彬二字。
4，1986年在四川绵阳市城区出土一件莲子壶，腹部刻茶附石鼎屯文火云　品惠泉，大彬仿古。
5，1987年在福建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明万历三十八年卢维桢墓出土了一件鼎足盖圆壶，底刻“时大彬制”四字。
6,1987年在山西晋城市泽州县明崇祯五年张光奎墓出土圆壶，底刻“丁未夏日时大彬制”款。
7，1987年在陕西延安市宝塔区的明崇祯十五年杨如桂墓，出土了腰圆形提梁壶，腹部刻“吟竹养浩然”、“大彬”。
8，柳州市博物馆所藏“大彬款菊花饰瓜菱形紫砂壶”，把下刻“大彬”。
这8把紫砂壶，均为考古发掘第一手资料，新旧自然不成问题，墓葬纪年最早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最晚的也在明末清初。这些壶均有时大彬的刻款，且不论作品是否均为时大彬本人所作，仅从落款即可知时大彬在晚明时期的名声之大。另外，从出土的墓主人的情况看，绝大多数是朝廷的官员或者是有财有势的人，但也有出土于窖藏和农民的墓中的（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说明在当时，能够拥有时大彬这样名家制作的紫砂壶的人也有普通的平民。
从这8把大彬壶的出土情况看,有4把壶不是出土于达官贵人墓葬，分别如下：
1，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曹氏墓出土的是六方壶。
2, 1972年，在四川三台县明末窖藏出土的长方壶。
3, 1986年在四川绵阳市城区出土一件莲子壶。
4, 柳州市博物馆所藏“大彬款菊花饰瓜菱形紫砂壶”。
其中江都曹氏是一个世代农耕的人物，墓中出土墓志一方，可以佐证，有一件明确出土于窖藏，还有二件壶无出土于墓葬记录。其余4把壶皆出土于达官贵人墓葬。
   从这8把出土的大彬壶的制作工艺看。目前为止,我只上手过无锡甘露出土的柿蒂纹三足壶，此壶通高11.3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4.5厘米，腹径10.7厘米，粗砂薄胎，打泥片拍身筒成型，表面明针细腻全面，嘴和把暗接天衣无缝，壶内推墙刮底，干净利落，口盖严丝合缝，完全可以超过现代工艺大师级别的功底。在观赏之余曾经感叹：此壶如若不是在有明确墓葬纪年（万历四十七年下葬，即公元1619年）的达官贵族墓中出土，估计有90%以上的紫砂鉴定或爱好者会断为：民国上海滩上高手仿制！在和潘持平老师探讨此壶时，潘老师为此发出感慨：紫砂工艺自时大彬以来至今，无任何变化！没有进步和革新，只有更多的淫巧和画蛇添足！不知道这是好呢还是坏呢？
1987年在福建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明万历三十八年卢维桢墓出土了一件鼎足盖圆壶，底刻“时大彬制”四字。
潘老师在漳浦曾上手过鼎足盖圆壶，他介绍说，此壶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身桶成型并非泥片围住打身桶，相接处在身桶的下部三分之一处，应验了古籍所记：“胎必累按，故腹半尚显节奏”。身桶的下半部是和底一体的，也就是说此壶的制作工艺上还没有出现“假底”的做法，壶身不是接在底上，这是紫砂工艺早期的成型方式。二是潘老师在仔细研究了此壶的盖子之后，得出结论：这个盖子上无出气孔，应该就是一个茶杯。潘老师不愧为德艺双馨，他对时壶的研究观点不是人云亦云，比如：关于“竹刀”、“罁砂”“蔡少峰藏辛丑大彬壶年份”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解。无独有偶，近期购得一只战国青铜杯，盖子也是三个鼎足，底部一圈镂空，盖子正好可以置于底部，做什么用呢？加热、暖酒。由此联想到大彬此壶盖子的独特形制，会不会有以下3种可能：1，当杯子或壶架。此壶通高11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7.5厘米，腹径11厘米，身桶去除嘴和把就是一个正方形，口径和底径相同，鼎足盖完全可以置于壶底作为壶架，如果盖唇够长，完全可以作为茶杯。2，可以置于壶底放上炭火暖茶。3，也许是卢家定制的冥器（见过墓葬出土的陪葬紫砂壶，大多盖上无出气孔，内里塞满茶叶）。以上3种形式皆有可能，但是如果此壶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壶，绝对不会使用一把倒不出茶水的壶，也不会使用没有盖子的壶，那么，此壶的盖子呢？是什么样子的？不得而知，也许是墓主家人在陪葬时故意砸坏了盖子下葬（这是古人一种下葬风俗，出土很多砚台，都是故意砸坏一些陪葬的），也许是出土时没有找到盖子。潘老师在观察此壶是发现盖唇有打磨痕迹，博物馆王馆长称出土就是这样，无人打磨过。这说明这个盖子如果不打磨是盖不进去的。细观此壶盖子与壶身的结合总给人一种生硬的感觉，盖子的边缘为较突出的子口线，按理在壶颈上也应该相对起条子口线，或者盖子的子口线加宽、亦可做细才显得协调，但此壶就是这么突然的盖上了。由此可以推想：此壶出土时缺盖！
此壶底部款识为楷书“时大彬制”可以明显的看出刀刻痕迹，结合清晰的图片用放大镜观察，就可以又看出此款为印章（木印或铜印）盖后又用刀沿笔画刻了一遍，但有几笔没有加工，如：时字右下的“寸”字上一点；“彬”字中间“木”字的右边一笔；“制”字“衣”字的一撇。因为这四个楷书的笔画和间架结构与出土可见的大彬壶的印章款几乎一致，目测大小也相同。大彬在此壶盖上章之后发现不怎么清晰，就用到沿笔画刻了一遍。也许有人会说，凡是壶到代（明代）但是印章款的都是同时代模仿的。对的，非常有可能！但是，时大彬制壶用过印章是不争的事实，请人刻过名字在壶上也是事实，现在可以看到不同笔迹的大彬刻款，这恰恰证明了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提到“时大彬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大彬制壶后也许不是马上能找到捉刀落款之人，雕个印章随做随用不是两全其美的吗？至于后来大彬亲自奏刀刻款也是经过长期的锻炼之后的一种收获和水平。大彬的同时代人可以模仿大彬壶的一切，在落款上完全可以模仿刀刻的大彬，而没有必要去模仿印章。目前所见所知大彬壶印章款的基本都是大彬早期的作品，那时大彬远没有成名成家，还是一个制壶换酒钱的工匠而已，人们是不会去模仿大彬不成熟，不出名作品制作的手法和形式的，因为，那样的东西是不会畅销的，就像现在丁山满大街的仿制壶，那个仿的不是响当当名头大师的经典之作，无名小卒的作品，谁会去仿制？

小马

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
此壶是在一座有墓志铭的明代墓葬中出土。是目前紫砂学术界公认的最标准的时大彬制紫砂壶，通高11厘米，口径5.7厘米，底径8.5厘米，六角每边底宽4.5——4.8厘米。泥料极细，赭红色（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砖红泥”），阳光下可见“罁砂”（云母）点点，根据墓志铭的记载，此壶是在万历四十四年给一个叫曹文良的农民的祖父曹伟、父亲曹鹤、母亲王氏陪葬的。也就是说这个墓是曹文良把他的祖父和父母合葬到一起的墓，一个乡人有能力办这件大事，应该年纪不会低于40岁左右，如果说此壶是他祖父曹伟生前使用的，那么此壶的出品年月应该早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几十年。综观此壶的泥料、做工、形制及款识也应征了这个观点。这把六方壶从做工来看，应该是一把“粗糙”的作品，据测量，此壶底部六角对角的距离最大误差在半厘米之多，这是一个很大的败笔，壶钮也是做歪了。底部刻款“大彬”两字也是完全不类同于我们常见的“黄庭、乐毅”。泥料是明代早期紫砂壶制作使用的“砖红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紫砂泥。所有这些粗糙、败笔、另类，反而真实的印证和反映出了这是一把真正的大彬壶，一把大彬早期的壶，一把大彬换酒钱的壶，一把农人也能用的起的大彬壶，一把在万历四十四年要隆重陪葬的壶，因为，她是大彬壶！在万历四十四年，大彬壶已是可遇不可求了。
还有5把壶公开的资料对制作工艺描述不详，这里也就不能妄加评论了。综观以上3把壶的泥料、形制、制作工艺，可以将这3壶的制作年代做个推测：
年代最早的当数六方壶。理由：制作工艺和手法较粗糙；泥料是明代早期紫砂壶特征；虽是万历四十四年的墓葬出土，但是墓志铭表明这是孙子给祖父、父母修的合葬墓，也许是将祖父的墓迁于父母的墓，也许是将父母再葬于祖父之墓，但此壶作为陪葬品，最低也是其父母生前使用（当然，也不排除有入葬时购买的冥器的可能，如是这样，此壶被公认是最可靠的大彬壶的断论就会被彻底的推翻。但是此壶是冥器的可能性较小， 冥器，亦称明器，是仿照实物制成的殉葬品。如瓷俑、器物、房屋、亭阁、动物模型之类。冥器只供殉葬， 而不能实用。《礼记?檀弓》篇说：“夫明器，鬼器也。”孔子所谓“备物而不可用，知丧道也。”所谓：“只有其形，实不能用，聊以尽心焉而已。”自秦汉至隋 唐，殉葬用冥器之风甚盛。宋元时期，随着瓷器生产发展，冥器多用瓷器做成，如谷仓、砻、碓、磨、灶、俑、皈依瓶等。自明代开始，崇尚节俭，纸质冥器逐渐流行，专用陶瓷冥器渐少。此壶为实用器，不合冥器之道，明代紫砂壶作为冥器的一般在盖上或钮上无出气孔，明代冥器多为纸质，陪葬品为死者生前使用或喜爱之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年代稍后的为漳浦的鼎足盖圆壶。理由：此壶的身桶制作为紫砂工艺早期的成型方式；但在制作工艺上已经有所突破，使用内模兼拍打身桶成型，表面修饰较为光滑，泥料为时大彬早期制壶之“细土”；底款为大彬早期制壶之四字名字款；墓葬年代为1610年，如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壶，可以将壶的制作年代推前十几或几十年。
年代最晚的是无锡甘露的柿蒂纹三足壶。理由：此壶的制作工艺与现代一致，粗砂细作，大彬创制的紫砂独有的成型技法充分体现，无可挑剔。当为其晚年的作品。此壶的墓葬时间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此壶的口沿和底足部有使用痕迹，说明墓主在生前使用过几年或者十几年。
这三把壶非常具有代表性，她们的出现是天意、是冥冥之中时大彬在展示他制壶艺术和神一般传奇一生的浓缩的精彩：早年粗狂；中年稳重；晚年精妙。
时大彬生于何时？又是何时驾鹤？这是一个历来都有争议的话题，也有人对此专门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时大彬生于万历初年（1572年），死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现在这个结论似乎已是定论，当然，有很多学者、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异议。下面我们还是在锦灰堆里找寻和梳理一下吧，抛砖引玉，以求方家斧正。
还是回到徐应雷的《书时大彬事》。此书经考证，成文年代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之间。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此时大彬已然是成名成家，而且在世。徐应雷说的这句：“余于是欲尽击碎其壸而足其酒终身焉”明确的表示了当时大彬在世。
接着看看明代江盈科的著作《雪涛谐史》。上有一则：“宜兴县人时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间。性巧，能制磁罐，极其精工，号曰时瓶。有与市者，一金一颗。郡县亦贵之，重其人。会当岁考，时之子亦与院试，然文尚未成，学院陈公笑曰：时某人试，其父一贯之力也。”据史载，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桃源人。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与袁宏道同榜进士及第。八月，授长洲(今江苏吴县)县令，任职六载，贤令名声远播。《谐史》是中国著名的笑话集。创作主要集中在1592年江盈科为官之后，1598年成书。《谐史》的一个基本特色是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素材多来自作者见闻，故事的主角也多是当代人，有的还是作者的朋友，如袁宏道、罗汝鹏、梁见龙、冯景贞等，因之《谐史》可谓生活笑话。他为文主张“元神活泼”，写真性、真情、真我，被袁氏兄弟称为诗文“大家”。这种时代性和创作观使《谐史》在中国笑话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中华十大谐谑奇书”之誉。

小马

这个说明1592年左右，是时大彬著名的“游娄东”时期，当时他为了自己儿子（时大彬的儿子估计后来走的为官之道，因为时家在大彬之后，再无制壶之人出现过，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值得研究）参加县里秀才的考试而向主考官送了“一贯”“贯”通“罐”通“壶”。这是典型的行贿和营私舞弊，呵！反过来可以明证在1592年左右，时大彬的年纪必定在40岁左右，儿子都能参加成人高考了啊。这个时间段与徐应雷的《书时大彬事》是相符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呈现的线索：这是孙子给祖父、父母修的合葬墓，结合此壶泥料和制作工艺的早期性，可以推断这是他祖父生前使用或喜爱的壶，那么在1616年的基础上往上推3、40年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曹农民的祖父在1576年或1586年之间买到了此壶，这个时间段也是应证了徐应雷的《书时大彬事》“初无他淫巧，渠故不索价。性嗜酒，所得钱辄付酒家，与所善村夫野老剧饮，费尽乃已”。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大彬所制已然“虽以重价投之不应，且购者甚众，四方缙绅往往寓书县令必取之”了。
再看看1987年在福建漳浦县盘陀乡通坑村明万历三十八年卢维桢墓出土的鼎足盖圆壶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墓葬年代为1610年，如是墓主生前使用的壶，可以将壶的制作年代推前十几或几十年。也就是说这是时大彬在1592年之前，是在“游娄东”之前，但又是晚于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乡红飞村郑王庄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曹氏墓出土的六方壶。当时大彬应该是在而立之年左右。
1984年在江苏锡山市甘露乡肖塘明崇祯二年华师伊墓出土了柿蒂纹三足壶，此壶的主人是无锡当时著名的望族，华太师的儿子华师伊，是明代南京翰林学士，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此壶陪葬，现可见此壶有轻微使用的痕迹，说明墓主在世时使用过，可以上推几年左右，即在1615年左右得到，这个时间段发生在大彬“游娄东”之后了，可以是代表时大彬晚年的作品。
明代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是在崇祯甲申（1644年）到乙酉（1645年）之间，因为他在书中明确记载了“沈君用，甲申四月夭”，而到了1645年，周高起本人也是被“乱兵所害”。所以，此书写成时间在1645年上半年，书中列举的“大家”、“名家”、“雅流”、“神品”13人，只是见邵文金条目“今尚寿”。其余的早已作古。邵文金是时大彬徒弟，“今尚寿”说的是，他高寿，还活着。1645年大彬徒弟就是”高寿”了，可以推断，当时时大彬早已驾鹤西游了。
根据以上文献、史料、实物我们不妨可以将时大彬的生卒年推断为：生于1556年左右，卒于1630年左右，享年74岁左右。（这个推断的生卒年月的误差在10年之间）
时大彬开创了紫砂壶制作技艺的先河，是紫砂工艺的奠基人。他技艺出众，神乎其技，同时也是弟子众多，在史籍记载中，唯独只有大彬记载了众多的徒弟和再传弟子的姓名和史料。只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时大彬这么多的弟子有名有姓，现在我们却几乎是见不到他的任何弟子的哪怕是一件可靠的作品？还有，时大彬是家传制壶手艺，他本人是紫砂壶制作工艺的开创者，为什么在他之后，时家竟然不见一人在紫砂制作上有所建树，或者直接说：时大彬之后，他的家族就没有再做壶的了？
《阳羡茗壶系》等书籍里记载了有名有姓的时大彬弟子：李仲芳、徐友泉、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荂、陈俊卿等，这些人的壶也只是在史籍里有相关的描述，在如今能见到的真的是凤毛翎角，可以说真正可靠的作品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老师的作品可以见到很多，学生的作品却没有？还是从古籍里来寻找和推断：《阳羡茗壶系》 名家一栏记载：李仲芳，行大，茂林子。及时大彬门，为高足第一，制度渐趋文巧，其父督以敦古仲芳尝手一壺，视其父曰：老兄，这个何如。俗因呼其所作为老兄壶。后入金坛，卒以文巧相競。今世所传大彬壶，亦有仲芳作之，大彬見赏而自署款识者。时人语曰：李大瓶，时大名。这则记载可以说明五个问题：1，李仲芳是时大彬的大弟子，2，李仲芳制壶水平高超，3李仲芳后来离开时大彬去了江苏金坛发展，最终以制壶文雅纤巧出名，4，李仲芳经常帮时大彬代工，5，当时的人就知道了李仲芳是时大彬的代工，所以有“李大（壶家妙手称三大，时大、李大、徐大）的“瓶”（通“壶”），时大的“名气”）。“李大瓶，时大名”这句话说明了在当时就有很多时大彬的壶是李仲芳制作的，时大彬只是刻上他自己的名字而已。或许李仲芳后来离开大彬到金坛发展与这也有些关系，在大彬门下不知道哪天能出头啊，到了金坛“卒以文巧相競”，出名了。
徐友泉，名士衡，故非陶人也。其父好时大彬壶，延致家塾。一日，強大彬作泥牛为戏，不即从，友泉夺其壶土出门去，适见树下眠牛将起，尚屈一足。注视捏塑，曲尽厥狀。携以视大彬，一见惊叹日：如子智能，异日必出吾上。因学为壶。变化式土，仿古罍诸器，配合土色所宜，毕智穷工，移人心目。予尝博考厥制，有汉方扁、小云雷、提梁卣、蕉叶、莲方、菱花、鹅蛋、分挡索耳、美人、垂莲、大顶莲、一回角、六子诸款。泥色有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黃、淡墨、沉香、水碧、榴皮、葵黃、闪色、梨皮诸名。种种变异，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叹曰：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
这则记载可以说明四个问题：1，徐友泉应该是家境富裕的，不然其父不可能“好时大彬壶”，也不可能让时大彬到自己家来做私塾。2，徐友泉从小的脾气有些桀骜不驯，叫时大彬做个牛给自己看看，他搭架子不肯，就抢了紫砂泥自己到外面捏了一头牛给时大彬看，还得到了时大彬的表扬。3，从师时大彬后在制壶上“毕智穷工，移人心目”，徐友泉制作的壶的品种很多。4，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友泉在晚年说的一句话：“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这句话的含义和潜台词很多，这里我们可以试着理解为：徐友泉晚年把自己的作品和时大彬的作品分为“精”和“粗”，当然，也可理解为徐友泉的作品精巧别致，时大彬的作品粗狂古朴，但毕竟是做了对比的；潜台词：为什么我的精巧的作品比不上时大彬粗狂的作品？因为我在时大彬门下，很多作品都被时大彬署名了，成了他的作品，时大彬名字的作品的销路肯定比我自己名字的销路要好，我的家境很富足，所以当时并不需要通过制壶来维持生计，所以帮师傅做做代工很正常，但是到了晚年想想这一辈子做壶，真正落自己款的作品却不多，所以“终不及时之粗”啊。
是啊，在史籍中关于时大彬弟子的作品记载少之又少，有的只是记载了一个名字，无作品流传，而时大彬壶的记载极多，各种各样的壶式均有，这是不是可以说明时大彬在当时由于名声太大，求壶者众多，自己来不及制作，加上求壶者的喜好和要求各不相同，所以就让众弟子为其代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大家现在评论某些高工的壶是弟子代工的，很不道德，殊不知，紫砂先祖时大彬就是使用代工的先祖。

小马

至于时大彬家族后人无人再制壶的问题，只能理解为时大彬通过行贿考官（送了一把壶），自己儿子通过考试走上了仕途，时家以后就无人再以制壶为生了。
天已大亮，两只狗在脚边转来转去，哼哼唧唧，要带它们出去溜溜啦！估计时大彬的年代不流行遛狗，狗狗陪了大彬一夜，天亮自己会从狗洞钻出去，自己溜达。
回到三蠡会馆所藏大彬款壶。此壶高  厘米，觜到把  厘米，口径  厘米，底径  厘米泥料砂质细腻温润，呈板栗色，胎中有银砂闪点。此特征与史载的“细土淡墨色”一致。壶身为直筒宫灯式，短颈，压盖，略平折肩，高圆珠钮，壶盖呈双层台式，三弯流，耳状把，制作周正严谨，端庄大气。
壶底钤木章“时大彬制”，在此文写作过程中，三蠡会馆又征集到一把出土的缺盖大彬款的壶，残高  厘米，嘴到把  厘米，口径  厘米，底径  厘米，形制与前一把几乎一致，只是身桶一个是高身桶，一个是矮身桶，盖子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泥料为明代早期的“砖红泥”，底部八字楷书印章：“丙午冬日，时大彬制”。
这两把壶从泥料上分析：带盖子的壶泥料为明代特有的“栗色细土，胎中有银砂闪点”；缺盖的壶泥料为明代特有的“砖红泥”胎中亦有银砂闪点，符合《阳羡茗壶系》记载：“壶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时大初年，皆细土淡墨色，上有银沙闪点，迨砜砂和制彀绉周身珠粒隐隐，更自夺目”。从泥料上可排除为清代仿制的可能。
这两把壶从形制上分析：这两把壶形制基本相同，尤其是嘴和把的形制几乎一摸一样，由于砖红泥的壶无盖，盖子的形状无考。带盖子壶的身桶在烧制后口沿一侧有变形。
从制作工艺上分析：这两把壶的制作工艺是紫砂工艺早期的成型方式。身桶成型并非泥片围住打身桶，相接处在身桶的下部三分之一处，应验了古籍所记：“胎必累按，故腹半尚显节奏”。身桶的下半部是和底一体的，无“假底”的做法。其中带盖的壶的把下部外侧可清晰的看到一枚残缺的指纹痕迹，也是应证了：《扬州画舫录》记载：“大彬技指，以柄上拇痕为标识”。
从印款上分析：这两把壶一把带盖的底款为楷书阴文：时大彬制；一把为楷书阴文：丙午冬日时大彬制。带盖的底款与漳浦出土的圆壶底款相同，只是没有用刀修改，可以明显的看出木章衿印的痕迹；缺盖壶的底款的“丙午”、“冬”、“大”等字可以明显的看出盖章后用刀修改的痕迹。“丙午年”应是万历34年1606年。也是较好的应征了《阳羡茗壶系》记载：“镌亦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贴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我们可以确切的看到无锡出土的柿蒂纹三足壶上的“大彬”两字是何等的精彩。
从与其它出土的大彬壶比较上分析：这两把壶的泥料一把与漳浦出土的鼎足盖圆壶相同；一把与江都出土的六方壶相同；制作工艺也与此两壶一致；在形制上，嘴和把的形态与漳浦壶、无锡壶惊人的一致，将壶反扣平面上，壶把都是低于身桶壶口约0.5厘米左右。
我的结论是：这两把壶是大彬早中期的作品，是他创制紫砂壶成型工艺之前的作品，是不成熟的作品，或许就是换酒钱的作品。
两只狗牵引着我在它们每天溜达的固定路线上走着，那一根电杆底部是它们每天必定要留点气味的地方，它们也许不想到别的线路走走，也许它们在这熟悉的线路上每天都会发现新的景致，它们乐此不疲。是啊，回想10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宋伯胤先生编著的《紫砂苑学步》中有关时大彬的研究，居然幼稚的写了不少现在看来极其可笑与无知的评论，因为当时时大彬在我的心中是至高无上，神一样的伟大，他的作品比“名窑宝刀”更珍贵，所以坚定的认为，制作工艺粗糙的六方壶不可能是大彬作品，想必现在还是有着这样想法的时大彬的钢丝吧。
也许，再过几年，我还是会发现和觉着此文幼稚、可笑，但如果就此我们看到和发现了新的景致，新的观点，我想，我还是乐此不疲的。
就怕，熟视无睹。

小马

以上为本人即将出版的《品砂》三蠡会馆紫砂雅集一书中原创文章。

醉壶楼

鼓掌，小马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