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茶都杭州的紫砂文化情缘[zt]-----赠老紫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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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华山论剑”，今尚西湖品茗。显然，时代的特点，社会生活的热点，人们关注的焦点，会因时势相变，社会进取，而追求异趣的。但社会的主流趋势、发展的终极目标，毕竟要体现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本质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剑之犀利，总难敌茶之隽永。杭州作为休闲之都，不正代表着这样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吗？作为这种社会趋势之一的就是紫砂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随着中华茶文化的发展，陶瓷文化的发展，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应运而生了明清以来的日益受人青睐的紫砂文化。而茶都杭州在茶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其所蕴含的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其所具有的人文地理的优势等等，决定了杭州的紫砂文化情结，决定了其对紫砂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深远影响，至今，那种相互影响与发展的互动，仍然方兴未艾。对此的探索与追溯，希望能对茶文化和紫砂文化的弘扬有所补益；也希望能对茶都杭州，今日的休闲之都，更加的流光溢彩；也希望从此情缘中，更能体味出社会发展的真谛与我国社会和谐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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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36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3.0; mso-char-indent-size: 12.0pt">一、杭州的茶都地位是其紫砂文化情缘的基础             <O></O></H2>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杭州，自唐宋元明清以来，逐步确立的茶都地位，是其紫砂文化情缘的基础。<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陆羽《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又一大贡献。我国人民自古喜欢喝茶，而茶乡杭州尤甚。据宋人吴自牧《梦梁录》载：“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蔽去处，俱备茶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杭州是不可或缺的，过去，经济条件差，一般的杭州百姓，粗茶细末，也对付着过。而今，杭州挟钱塘之盛，西湖之秀，龙井之茗，虎跑之泉，已公认为世界品茗胜地。家家户户，有客来，奉茶，奉龙井好茶，也是平常事一桩了。不论是“非典”突袭，还是平常年月的梅雨时节、或酷暑连连，抑或寒潮降临，西湖结冰的时光，更别提柳浪闻莺、春日融融，或者平湖秋月，桂子飘香的那一年的好光景了，人们对茶之钟情，总没有丝毫稍减，盖因饮茶能扶正祛邪，消渴提神，去脂明目，消暑清心也。人们说，茶已成为世界第一饮料了。 <O></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杭州的茶文化，缘源流长。追溯历史，茶圣陆羽，在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久，即来杭州，先后隐居于杭州余杭的苎山与双溪，考察过天竺、灵隐的龙井茶区，见证过灵隐主持和尚道标的竞选，也探视过病中的女诗友李季兰，有季兰诗《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为证，诗中有句道：“相逢仍卧病，欲语先垂泪”。诗是记载了他们缠绵的爱情，还是深挚的友情？且不忙考证。但陆羽此后在离杭州不远的径山苕溪，发奋阖门著书，写成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是毋容置疑的，希望茶的保健功能，给其女友，也给更多的人们带来健康，应是他美好的愿望。至今在杭州的余杭双溪，还存有幽雅而清澈的“陆羽泉”。陆羽，在杭州不但留下了一卷《茶记》，三卷《茶经》，还为杭州写下《灵隐天竺二寺记》、《武林山记》，记载了龙井茶区的见闻与概貌。唐代除了陆羽外，白居易与灵隐的韬光禅师，煮泉烹茗也为佳话，至今灵隐韬光寺留有“烹茗井”，为游客所乐至。唐代的杭州，是与茶文化的发轫紧密相联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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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到了宋代，杭州的茶都地位初步得以确立。苏东坡有首诗《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记的就是苏东坡在杭州净寺，与僧人品茶的故事。苏东坡二仕杭州，一为通判，二为知府，两度与天竺寺龙井寺的主持高僧辩才，交往甚密，辩才用龙井茶款待东坡，并破戒送其过溪：“煮茗款道伦，奠爵致龙优。过溪虽范戒，兹意亦风流。”东坡一日有病，独游西湖诸寺，品饮七碗茶，渐觉体爽、神怡，有感而发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北宋的另一位二任知府赵抃，也常与辩才品茶、赋诗、唱和。赵抃：“湖山深处梵王家，半纪重来两鬓华，珍重老师迎意厚，龙泓亭上点龙茶”。辩才和道：“南极星临释子家，杳然十里祝青华，公子自尔增仙箓，几度龙泓咏贡茶。”可见，这时的小龙团茶，已为北宋的贡茶了。如果说借着东坡、辩才和赵抃的声誉，使杭州龙井茶的名声大震，那么由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书写的秦观的《游龙井记》，更使龙井茶名闻遐迩。而杭州籍的周韶与曾著《茶录》的蔡襄斗茶，更成为茶事趣谈。<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到了南宋，赵构定都杭州，极大地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高、孝二宗经常临幸寺庙，杭州的灵隐、净寺，余杭的径山禅寺，一跃成为全国禅院的前三位。香客川流不息，也刺激了杭州茶业的发展。南宋杭州籍画家刘松年的《斗茶图》、《博古图》都反映了当时的茶事的兴旺。现代著名茶人庄晚芳先生有诗云：“径山茶宴渡东洋，和敬寂静道德扬”。原来闻名于世的日本茶道，也是起源于南宋时杭州的“径山茶宴”，日本的《茶之文化史》载：茶道源于“茶礼”，“茶礼”源于《禅苑清规》，为1241年，由日本高僧圆尔辨圆，从径山嗣法回国而带回。可以说，通过整个宋代，杭州在茶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O>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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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元明清以来，茶文化继续发展。我们看，明代最有影响的茶文化专著，如《茶疏》、《煮泉小品》，均为杭州茶人所著。清代，乾隆六次下江南，四次视察龙井茶区，写下《观采茶作歌》等多首，其中道：“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乾隆之喜茶，不能不说是受到龙井茶之影响，他叹道：“君不可一日无茶”。在龙井茶园，乾隆皇帝钦定的十八棵御茶，今天依然是那样苍翠葱绿地在狮峰下的胡公庙前绽放新芽。我们可以说，在清代确立了杭州龙井茶在茶中的至尊地位。<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把杭州视为第二故乡，他在杭州漫步茶园，亲自在刘庄采摘龙井茶，在茶园旁现有“宽余亭”，亭联是：“广宇骋怀，深谋天下三分策；闲庭信步，欣采江南一片春”。在其家庭开支中，购买龙井茶是每年不可或缺的的一项。朱德、陈毅元帅等都多次访问、视察杭州茶园，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龙井茶诗。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五次莅临龙井茶乡梅家坞，指导规划，使龙井茶香飘四海，美誉播五洲，至今，茶乡的梅家坞还建有总理纪念馆，深深怀念他。龙井茶，在新中国被定为国宾茶、外交茶，尼克松访华，酒送茅台，茶赠龙井。<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龙井为茶乡，杭州为茶都。纵向看如此，而从横向看，君不见：这里有中国唯一的茶叶博物馆，座落在西湖的双峰插云处；这里有中国茶叶研究所，设在西湖群山的绿荫之中；这里也有浙江大学茶叶系，有多少茶叶专家学者在培养新人；这里也诞生了获茅盾文学奖的著名女作家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这里也设有中国唯一的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王家扬老会长，牵头举办过多届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盛况空前。从数字统计看，浙江的茶产量要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绿茶出口与创汇要占全国的二分之一，而其中杭州的比重显然是最大的。难怪“当代茶圣”吴觉农视杭州为中国最重要茶区。杭州诗人也是老茶人的戴盟先生，在欢迎世界茶人来杭州大聚会时，这样激情地吟诗道：“菊艳枫丹好个秋，茶香馥郁遍杭州，虎跑龙井迎嘉宾，赏月谈心尽一瓯。”<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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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今天，诚如港人作家李英豪所指出：能得一日之闲，约二三好友，饮茶西湖，赏景品茗，谈壶论艺，已成为多少华夏人士梦寐以求的人生乐事。虎跑泉水龙井茶，郭沫若、姚雪垠、金庸等都乐此不疲，可以说，“引来无数英雄竞折腰”。指看今日杭州，显然已为新兴休闲都市之天下。茶事兴隆，超过前代。君不见，数百上千的茶馆的红灯笼，点缀于湖光山色之中，分布于街巷里弄之间，成为新杭州，新西湖之一景。而今到杭州，如果不进茶馆，恐怕不能算领略了今日杭州的韵味。杭州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京、沪、深、广等城市的这个文化特点，实是古钱塘之遗韵，也是杭州经济生活、风俗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杭州作为绿茶至尊的龙井茶乡，其在茶文化中的首屈一指的茶都地位，奠定了其与紫砂文化缘源的基础。随着茶文化的发展，人们自然要关注茶水的工具载体——茗壶的制作与改进。而稍作考证，就会发现杭州与茗壶，与茶文化的分支紫砂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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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48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4.0; mso-char-indent-size: 12.0pt">二、杭州对紫砂文化崛起的重要影响<O> </O></H2>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杭州对紫砂文化崛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第一，杭州的茶文化的条件，催生了对紫砂文化的客观需要。<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我们知道，紫砂文化的基础是紫砂茗壶，杭州茶泉双绝，其对好茗壶的吁求，客观上催生了紫砂文化的诞生。明人周高起有云：“壶于茶具，用处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莲邦”。杭州是具备了瑞草名泉的要素，西湖群山中更是茶、泉双绝。因此，寻找最佳的“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莲邦”，也成了千百年来，茶人们，尤其杭州茶人的历史使命。<O> </O></P>
< 21.75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中国为茶叶的发源地，名茶也真不少，如安溪的乌龙、洞庭的碧螺春、黄山的毛峰、太平的猴魁、普陀的佛茶、还有井冈翠绿、苍山雪绿。。。。。。；而中国的名泉则更多，如济南的趵突泉、无锡的惠山泉、镇江的中冷泉、庐山的水帘泉，而唯有杭州的西湖，不但二者兼美，且独领风骚。你看，龙井茶又可分为狮、龙、虎、云、梅等极品；此处名泉又有虎跑泉、龙井泉、玉泉、珍珠泉、白沙泉、金沙泉等，至今，前往汲水的杭州人，仍然络绎不绝。杭州是要名茶，有名茶，要好泉，有好泉。《茶疏》云：“茶滋于水，水藉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显然这茶器之好坏是断然不可轻视的。自然，以杭州为代表的茶人们要寻找更合适更理想的茗壶了。在实践、品尝、反复的比较中，人们才有了自己的选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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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第二，杭州对茶具材质选择中的作用。<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世间茶具何为首”？不用瓷壶用紫砂！自古以来，人们对茶具，尝试过多种材质，如陶、铁、铜、金、银、锡、瓷、玻璃等等。不是有“铜壶煮三江”的说法吗？早在宋代，久居杭州的太守，大文豪苏东坡，对此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有诗云：“铜腥铁涩不宜泉”，东坡先生首先排斥了铜与铁；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对银、锡、瓷也作了批评：“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自古来，银壶、锡壶也不少见，虽优于铜壶、铁壶，但金属总难免与茶中物质起反应；而瓷壶没有金属的缺点，虽然更加美不胜收，包括近代大量出产的玻璃杯，冲泡后还能观茶舞，也为不少茶客所喜欢。但瓷壶与玻璃器皿，显然都缺乏透气性。在各种材质的反复比较中，人们首选的还是紫砂。文震亨在《长物志》道：“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明代浙江学者李渔在《闲情偶寄》里直接肯定了紫砂壶：“茗注莫妙于砂壶，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在众多材质中，茶具的首选，最后，“花落紫砂”，这是 宋、元、明、清至今，数百年茶事发展、人们选择的自然结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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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紫砂，饮誉古今中外，其原料为宜兴独有的“富贵土”，该土有“岩中岩，泥中泥”之称，经开采，精选，炼泥成形，达1150度高温烧成。在其显微结构中，有大量团聚体，故保温与透气佳。用于泡茶，能聚香含淑，暑月不易馊，冬日又无炸裂之虞，冷热急变好。且紫砂传热缓慢，使用不炙手，壶用得越久，越发光润，使茶中的美质，泉水的甘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自然就受到茶人的欢迎。选择紫砂，杭州茶人功不可没。<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是茶乡对茗壶的渴求，也是茶人对壶具的选择，总之，朴实无华的紫砂，成了茗壶的首选。而盛产紫砂的宜兴也仅位于杭州以北，百把公里处，如今，高速公路已通，也仅一个小时的路程。造化并不弄人，宜兴紫砂与西湖龙井，虎跑泉水的结缘，紫砂文化与休闲之都的互动，可谓达到茶文化的一种新的韵致。杭州与紫砂文化的渊源，有其得天独厚的天时、地理、人文、物质条件，是无疑义的。在杭州的藕香榭茶楼，有一对集东坡诗句的对联，其联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我们是否也可说：“佳茗佳泉须佳壶，斯是三佳更相宜。”可以说，杭州为代表的茶文化的发展，必然催生了紫砂文化的萌芽与发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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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第三，杭州与紫砂的早期制作<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追溯紫砂茗壶的起源，有人说，春秋时的“陶朱公”为鼻祖，即那位帮勾践灭吴后，携西施，乘轻舟，泛五湖的范蠡。但从文献与考古实际来看，紫砂源于宋，起于明，行于清，至今盛行不衰。杭州太守苏东坡，曾居于宜兴丁蜀，所作东坡提梁，为后人称道不绝，今该处仍有东坡书院，位于蜀山之下，山石碑林，亦为丁蜀可游之一景。感谢东坡先生，是他最早把茶乡杭州与壶都宜兴联系起来。<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喝茶用紫砂茶具，早见于北宋，欧阳修《和梅公仪赏茶》有诗为证：“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梅尧臣也有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可见，当时紫砂作为新品，而受到士大夫们的青睐。宜兴，即古阳羡，其源于宋的羊角山古龙窑遗址的新发现，为此论提供了实物证据。笔者，前不久从杭州，偕几位记者朋友去宜兴，专门去参观了前墅龙窑，这口龙窑，从明代一直烧到今天，至今没有退休。六百年来，有多少紫砂陶器从这里出窑，远销各地，其中又有多少销到杭州？那是没人能知晓的。<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宜兴的紫砂壶，从明清以来，就远销西欧，东渡朝鲜、日本，南航中南半岛、南洋各地。为各地茶人大众所喜好。真可谓：“海外争求鸣远碟，宫中艳说大彬壶”。这种远销的紫砂，不少还带有当地文化的特色，如销欧洲的带有西洋纹饰，销南洋的多为镶金嵌银或抛光茗壶，有的显然是来样加工，艺术上是中外合璧的。从晚清、民国以来，紫砂茗壶就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捧回多项大奖，如程寿珍的掇球壶曾获1915年的万国巴拿马国际头等奖，朱可心的云龙鼎则获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特优奖。紫砂风靡国内外，今天也常为国家领导人选为馈赠的国礼。如周总理，当年就曾把朱可心的“可心梨式壶”，赠送给中日建交后首次来访的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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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第四，紫砂的风靡、崛起，源于杭俗的“泡茶”传统。紫砂的风靡是与历史上饮茶之风由繁而简，密不可分的，原来的宋、元盛行的饼茶、团茶，渐被散炒的青茶所代替，这样煎茶又渐为泡茶取代。据记载，首开风气之先的是茶乡的杭州人。明代杭州茶人陈师，在其所著的《禅寄笔淡》里指出：“杭俗用细茗置瓯，以沸汤点之，名曰‘撮泡’”。这种杭俗，应该是由来已久，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其《安国寺试茶》一诗中的自注道：“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陆游说的“撮泡”，即杭、越一带，抓一撮茶叶泡之的饮茶方法。元代“元四家”之一的虞集，晚年寓居杭州，一次与好友游龙井，品尝了龙井泉水烹煎的龙井茶，“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说明当时的龙井茶，就属于芽茶类。从宋至元的杭州的这种泡茶之风的推开，最后也影响到了明皇朝，以至洪武年间，朱元璋下诏，罢用团茶、饼茶，改用散茶为贡品。这种变化，就使茶壶，由煮茶时放置的地上，移尊到泡茶时的桌上。宋元的“斗茶图”与明代的唐伯虎、文征明的《茶事图》分别可证；这种从煮茶到沏茶的变化，也就导致了茗壶，从煮茶的壶，到泡茶的壶的重大变革；这种变化，也使瓷壶，一般陶壶，演进为紫砂壶有了必要。有道是，“自泡茶之法兴，阳羡砂壶，始名于天下。”<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杭州茶乡饮茶风俗的变化，对宜兴茗壶的缘起之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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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杭州与紫砂名家的缘源<O> </O>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品龙井茶，赏名家壶，指点壶艺之高下，不亦乐乎。清代著名茶人吴梅鼎作《阳羡茗壶赋》，夸紫砂茗壶道：“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此话说得多好。这些天下之良工，大多与杭州有一定的缘源与交流，明清时有，近现代则更多。<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首先，杭州茶人在明代，就密切关注了紫砂名匠的贡献。<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要说这些紫砂名匠，自明清以来，人才辈出，各有擅长。不可否认，历代僧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茶文化卓有贡献，紫砂茗壶的初起，也是如此，最早的紫砂名手，当推明代正德年间的宜兴金沙寺僧，惜其名已不传，又一说，其法号为静智，其弟子供春，亦名龚春，今有“树癭壶”传世，新颖精巧，质薄而坚，原盖为清代制陶高手黄玉麟所作的瓜蒂柄形，经时居杭州的著名画家黄宾虹指正为银杏树瘿，又请裴石民重做盖，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O></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而使紫砂声名远播的，则要数时大彬了，大彬号少山，“彬也沉郁并老健，砂粗质古肌理匀”，他在紫泥中，和以粗砂或钢砂，造成珠粒隐现的夺目效果，以其高超的艺术素养，严谨的创作态度，使其制作的壶，朴雅坚致，妙不可思，有调砂提梁壶等传世。中国紫砂大师顾景舟屡次指出：自时大彬始，制作紫砂陶的一整套的传统技法，已大体上建立，并传承给以后的各代艺人，这应是大彬的最大功绩。<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供春与大彬的壶，早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显然就在杭州流传，颇有影响了。当时的杭州茶人与作家许次纾，在其1597年所著的《茶疏》中，就记载有这两位紫砂巨匠的珍贵资料：“往时供春茶壶，近时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应该说，从紫砂最早的发轫，杭州茶人就对此有了密切的关注与使用了<O:P> </O:P></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与时一起，并称为明“三大妙手”的，还有李仲芳、徐友泉二人。明末清初的陈子畦、惠孟臣以所制“小壶精妙”而影响深远，壶形也由大趋小，反映了饮茶趣味与习惯的逐步改变。正是体现了包括杭州在内的士大夫、文化人阶层的参与与影响的结果：所谓，每一客，壶一把，自酌自饮，方为得趣是也。时大彬后期的紫砂茗壶，正反映了这一转变的特点。<O:P></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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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其次，我们再看看乾隆时，杭州贡生吴骞对紫砂名匠的总结。<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清初的陈鸣远，把紫砂艺术，从朴拙的光货，演进为花货。从茗壶推广到其他紫砂用品，文房器具，案头清供。其交游甚广，尤与浙江的文人学士过往密切，其创作题材广阔，从生活、生产实践中，汲取营养，产生创作的灵感。其所制作的花草虫鱼等紫砂器，栩栩如生。技艺被曾获赠鸣远紫砂器的清人汪文柏高度评价：“陈生一出发巧思，远与二子相争雄，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毫无疑问，陈鸣远是继时大彬后，开创紫砂艺术新天地的又一个重要人物。<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从明正德年间的供春、万历年间的时大彬，到清初的陈鸣远，再到乾隆年间的几乎所有紫砂巨匠的工艺事迹，加以总结的，是由当时的杭州贡生吴骞来完成的，他往来于杭州、海宁、宜兴等地，实地考察研究，积数十年之功，写成《阳羡名陶录》，使后人对紫砂文化发展的前期轨迹的了解与把握，才有了一个珍贵的基础。他说：“予，尝得鸣远天鸡壶一，细砂作紫棠色，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杭州在弘扬紫砂文化的发展上，在宣传紫砂巨匠大师上，其作用是十分突出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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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再次，对嘉道以来的总结是邻近杭州的绍兴人朱石梅。<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要在紫砂艺术天地里，留有一席之地，工匠大师必须要有自己的专擅与个性美。如嘉道时的邵大亨，制壶以浑朴见长，气韵温雅，以其精美的“鱼化龙”闻名于后世；朱石梅则别开生面，把紫沙壶，配以玉，包以锡，开创了锡包壶；朱石梅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其著作的《壶史》，对历代至清代嘉道年间的紫砂艺术和工匠作了总结，可惜，其书已不传。瞿子冶以其诗书竹画并美的“石瓢”也享誉于今朝。晚清至民国，壶艺大师有黄玉麟，其所制的仿供春壶，以及鱼化龙出神入化，皆为传世精品。他与擅长制作传炉的俞国良也曾受聘于湖南巡抚，著名的金石家，书画家吴大澂，与其合作制壶数种，壶底钤“愙斋”。程寿珍已于前述，范大生、李宝珍、裴石民等，先后分别为“铁画轩”、“利用”、“吴德盛”等制壶，良多精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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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最后，我们看看新中国开创紫砂壶艺崭新的局面的一代巨匠大师。如顾景舟，被海内外誉为“壶艺泰斗”，“一代宗师”，他精湛的技艺，高深的学术造诣，我们可从他的“如意”、“汉君”、“提璧壶”，那刚中带柔，神韵凸现中去体现。壶艺大师的顾景舟与杭州著名画家来楚生、唐云等，交往密切；他也于五十年代，带人遍访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博物馆，也多次来杭州寻觅珍品，鉴定品评并观摩所藏紫砂器。朱可心的“云龙”、“报春"等壶，体现出大师与世俱进的风范。一代壶艺大师朱可心，1954年，就曾到位于杭州的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現为中國美術學院）民间艺术工艺研究班學習，聆听著名美术家潘天寿、黄宾虹等人讲述美术理论，與專家教授共同研討紫砂陶藝，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素养，为其后半生的紫砂工艺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基础。1955年，朱可心回蜀山，以学习班的形式培养艺徒，带出了许成权、潘春芳、李惠芳、曹婉芬、汪逸仙等一帮工艺大师。近年来，他们与蒋蓉、徐汉棠、徐秀棠等大师也经常来杭州展出其紫砂作品，参赛与交流。如蒋蓉的“荷花”壶，汪逸仙的“曲壶”等等都是壶中瑰宝。在杭州兴起一股股紫砂热潮。<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宗匠大师逐风流”，是与杭州，作为茶乡，休闲之都，文化之邦密切相关的。人们在高度评价时大彬对紫砂茗壶艺术的奠基性作用，千载一时；人们也在高度评价陈鸣远对紫砂文化的开拓与其精细而出神入化的风格的同时，没有忘记把紫砂艺术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那些文化人。正是他们的爱好需求，他们的文化理念，时时地影响和感染着时大彬与陈鸣远等，毫无疑问，时壶陈器等制壶艺术的发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是与文人，尤其浙江文化人的交往分不开的，如绍兴人朱石梅，慈溪人吴梅鼎都还参加了制作，而杭州正是浙江文化的中心与代表所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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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24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2.0pt">四、曼生壶是杭州与紫砂文化结合的完美典型<O> </O></H2>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把紫砂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起来，杭州人陈鸿寿就是这样一位划时期的代表人物。<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壶上铭文，在曼生壶前就早已有之，一般是镌刻楷书的壶铭与落款于茗壶的底部。目前所知，最早壶铭是元明之际的隐士孙道明的五字草书：“且吃茶清隐”。接下来的铭文，如时大彬的“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就刻在壶底，他的一手漂亮的王羲之书法，为时壶增色不少。继起的陈鸣远铭文款识，被评为有“晋唐风格”，《宜兴县志》,推许其款识“书法雅健，胜于徐、沈”。而从曼生壶起，题铭刻款，文字书法就明显地占据了壶身的主要部位。书法的功力，文字的隽永，绘画的精致，印章的朴雅成为茗壶价值体现的重要组成。陈鸿寿开创了紫砂文化的一个划时期的变化——大大加强了紫砂的文化含量与韵味。<O> </O></P>
< 21pt; LINE-HEIGHT: 17pt;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钱塘人陈鸿寿（1768－1822），号曼生，他既来自茶乡杭州，嗜茶癖壶，且又工诗善文，行楷古雅，篆追秦汉，为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陈曼生，为乾嘉学派的著名代表阮元所重，延为其抚浙幕僚，后又任宜兴地区的知县，在任上，他把茗壶与传统文化系统地结合起来。陈鸿寿亲自动手，创造新款，在形制上总结规范，手绘十八壶式；又带动一班朋友、助手、幕僚，题铭、刻款、作画、写诗，并邀当时的壶艺大师杨彭年，邵二泉制壶，乃为“曼生壶”。壶底盖“阿曼陀室”章，柄下有“彭年”印，使茗壶与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曼生的葫芦壶，壶腹铭文：“为惠施，为张苍，取满腹，无湖江”。使人追思回味。<O> </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