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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砂“文革壶”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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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艺术市场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收藏市场上开始有人炒作名为“文革壶”的紫砂壶,据说有三个特征:一是使用没有烧到温度的普通紫泥(这一时期使用的泥确是几年中较差的);二是做工极其粗糙,甚至口颈处还有用刀痕迹;三是壶身的装饰为领袖头像或陶刻的革命诗词等。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作这方面的文章。对比,笔者集一些紫砂专家的意见和自己多年研究紫砂的体会,谈几点看法:
首先,“文革壶”的时间概念不清。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有10年之久,从没有停工停产的宜兴紫砂工艺厂,在这10年期间至少也产生了数十万计的茶壶。如果把“文革”10年期间生产的紫砂壶全部算作“文革壶”,那么,10年“文革”期间发行的所有邮票和产生的瓷器,是不是也应照此算作“文革邮票”、“文革瓷器”?如果是这样,这么多的茶壶、邮票、瓷品是否都具备超过本身价值的特殊价值?如果“文革壶”仅指从1966年“文革”开始的最早几年,那又具体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紫砂壶的产生没有年限的印记,不像书画作品有时间款识,又何以具体认定年限?
其次,就质量而言,作为当时宜兴唯一的紫砂生产企业,“文革”开始后,紫砂工艺厂的整体生产并未受到影响,半成品质量检验制度没有被冲掉,成型工人制作的所有半成品坯件,仍要送到半成品库一件一件验收,茶壶成型的质量基本没有下降,何来“做工极其粗糙”之特征?倒是“文革”开始后,强调为工农兵服务,除设计制作参展作品外,全厂上下不论技艺高低,艺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投入到面向农兵的产品生产中去,其中就包含了很多现今高级工艺师甚至是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如已故大师朱可心就曾在那段时间里做过近百把“矮竹鼓”商品壶。顾景舟、高海庚、徐汉棠等名艺人也经常为产品打样,提供制作模型的母模,以及审定生产造型的的母模。应该说,“文革”期间紫砂工艺厂倒是出现了特别的产品现象,即产品的品种档次低、价格便宜,但造型特别,生产的质量与数总体水平没有下降,一些普通的商品壶为名艺人所作。
其三,“文革”期间紫砂茶壶和盖杯的陶刻装饰有所变化,所用铭文一改过去常用的唐诗宋词等古典名句,多用毛主席诗词、语录或政治口号,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因为涉及政治,工人们都刻得非常认真、精美,决不敢马虎草率。
其四,就紫砂壶的品种而言,“文革”期间的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工厂生产的茶壶品种大体有:竹段、竹鼓、竹鼎、高梅花、矮梅花、新莲贡、上合梅、莲子、菊珠、鱼化龙、寿星、洋桶、龙蛋、盘底等。茶壶底印则统一为“中国宜兴”四字,茶壶盖内多有木质楷书印章,有名而无姓,如“金风”“洪英”“顺英”“碧芳”等等。因为“破四旧,立四新”得“革命”要求,一些茶壶名称有所改变,如鱼化龙壶改叫鱼龙壶,寿星壶改叫圆形壶,洋桶壶改叫直形壶,龙蛋壶改叫蛋形壶等。以寿星壶为例,因其有1—4号4个规格,分称海寿星、放寿星、中寿星、小寿星,壶盖上钤有长方形“寿星壶”楷书木章。“文革”改名后,则称1号、2号、3号、4号圆形壶,壶盖上钤楷书印章为“圆形壶”。洋桶壶的情况亦如寿星壶,壶盖上易名为楷书长方形木章“直型壶”。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文革壶”是一个炒作概念,它不具有经济价值上的特殊意义,也不具有特别的收藏意义。目前,市场上的所谓“文革壶”大都制作粗俗、草率,有的还搬用领袖头像,以此来强化它的“革命”意义,显然与时代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认真一点说,炒作者实际是紫砂收藏、研究的门外汉。紫砂茶壶的价值在于它的工艺水平,而不在于附庸其间的政治涵义,甚至不完全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因而,现在大师们的高水平作品,往往比历史作品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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