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身桶研究的辛苦了!下面的是我《品砂》一书中关于陈用卿生卒的看法,请指正。 《阳羡茗壶系 雅流》:“陈用卿,与时同工,而年技俱后。负力尚义,尝挂吏议在缧絏中,俗名陈三獃子。式尚工致,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饰,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 《阳羡名陶录》:“陈用卿,与时英同工,而年技俱后。负力尚气,尝以事在缧絏中,俗名陈三獃子。式尚工致,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饰,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用刀工”; 《阳羡砂壶图考》“用卿,天启、崇祯间人。与时大同工而年技俱后,负力尚气,尝挂吏议在缧絏中,俗名陈三獃子,式尚工致、丰美。如莲子汤婆钵、盂、圆珠诸制不规而圆,已极妍饰。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而落刀工,吴梅鼎论用卿壶以浑成醇饰称之”。 这是三本紫砂壶史料书籍中对陈用卿的描述,大概陈用卿在紫砂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就这些了。这三段描述基本差不多,都是基于《阳羡茗壶系 雅流》中关于陈用卿的描述。只是在陈用卿与谁“同工”有很大的不同,《阳羡茗壶系 雅流》“陈用卿,与时同工”; 《阳羡名陶录》:“与时英同工’’;《阳羡砂壶图考》“与时大同工”,这个不同就牵扯到陈用卿究竟是时大彬同时代人还是比时大彬弟子一辈还要年纪小的问题。是当时排版错误?还是后人编排漏字?解决了这个问题,陈用卿究竟是活跃在什么时间段?他的生卒年月也就可以大致做个论断了。 《阳羡茗壶系》作者周高起(1596-1645),字伯高,江苏江阴人,邑诸生,博闻强识,工古文词。清兵至时,不屈而死。该书撰于清顺治2年(1645年),其主要刊本有:(1)檀几丛书本;(2)江阴丛书本;(3)翠琅丛书本;(4)粟香室丛书本;(5)常州先哲遗书本;(6)艺术丛书本;(7)芋园丛书本。是一部最早介绍紫砂壶和紫砂制作艺人的著作,由于作者生活的年代与书中记载的紫砂名人接近,所以此书记载的内容最为真实可靠,成为后人撰写紫砂著作的蓝本和依据。 《阳羡名陶录》,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有关紫砂壶的专著。作者吴骞(1733年——1813年),字槎客,号兔床,别号齐云采药翁。浙江海宁人,清代国子监生,富藏书画古玩,藏有元版刻本千部。在宜兴著有《桃溪客话》、《阳羡名陶录》,《阳羡名陶录》书成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该书分上下两卷,设有七个栏目:自序、原始、选材、本艺、家溯、丛谈、文翰(包括记、铭、赞、赋、诗等)。详细评述紫砂壶所选用的泥料、制作技艺、以及制壶的民间艺人和文人墨客,名流。并附有赞美紫砂壶的诗词铭赋等,在《阳羡茗壶系》基础上增补了清代的很多紫砂制作名家。全书计18000字,尔后有会稽章化光绪十一年(1855年)刊本。最早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刊出的是吴江沈氏楷堂刊本,不分卷。光绪十八年由仁和许增迈孙选入《榆园丛刻》。 《阳羡砂壶图考》是继《阳羡茗壶系》、《阳羡名陶录》后又一部详细系统载述宜兴紫砂艺术的专著,作者民国李景康、张虹,此书之上卷为文,成书于1937年,由香港百壶山馆出版,它在《阳羡茗壶系》、《阳羡名陶录》的基础上加以考证、补遗、增添。时间跨度“溯自明代正德初创,迄于清末宣统”。更加完善了紫砂历史著作,增补了很多清代的紫砂艺人,尤其是重点介绍了陈曼生与曼生壶。两位作者均是砂壶收藏家,故能以独创的目光对壶人壶事尤其是传器加以评论和赏析鉴别。 在这三部著作里,只有《阳羡名陶录》里记载“与时英同工’’,其余都是“与时或时大同工”这里的“同工”不能理解为“一样”,而是不是应该解释为“同时代工手”? 《阳羡茗壶系》里把陈用卿归入“雅流”。在“雅流”中共有8人,其中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荂四人为时大彬弟子;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三人都是仿制时大彬、李仲芳水平很高的艺人,独有陈用卿“与时同工,而年、技俱后负”,说明了陈用卿年纪没有时大彬大,制作茶壶的水平没有时大彬高,但是他是与时大彬同一个时代的紫砂制作艺人。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蒋伯荂,陈信卿、闵鲁生、陈光甫这些人的作品现在几乎看不到确切、可靠的实物(香港中文大学藏陈信卿方壶、宜兴李明藏陈信卿睿智圆壶),为什么看不到时大彬弟子等人的作品,这个问题在拙作《时大彬》文中有细解,此处不再敷述。 《阳羡名陶录》里记载陈用卿“与时英同工’’。现在通用的解释是:“陈用卿制壶与蒋时英一样”。这里有个问题:周高起在书中记载的很详细:“蒋伯荂,名时英,四人并大彬弟子,蒋后客于吴,陈眉公为改其字之“敷”为“荂”,因附高流,讳言本业,然其所作坚緻不俗也”。蒋伯荂,名时英,周高起在此书中涉及人名或者将某人与他人比较时或直呼其名。或使用姓后面两字,均无使用此人的“名”的情况,如:使用“大彬”、“友泉”、“君用”、“用卿”等,都不会去用他们的名或号。“时英”为蒋伯荂的名,陈眉公还为他改动了名字中的一个字,所以,周高起如果把陈用卿与他相比,只会写“与蒋伯荂同工”,或者“与伯荂同工”,不可能写“与时英同工”,不符规格。但写“与时同工”是正确的,本书中有“陈信卿仿时、李诸家传器”、“陈光甫仿供春、时大为入室”、 “邵文金仿时大汉方独绝”,“明代良陶让一时”等语句佐证时大彬可以以“时”或“时大”来表示。 至于为什么《阳羡名陶录》里记载陈用卿“与时英同工’’,我想,或许是当时排版时见上面刚好有“时英”条目,所以就再加了个“英”字在“时”字下,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只有此书如此,还有两本都是“时”和“时大”,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去断定一个问题,应该用科学的、有依据的方法去推断,下面将从另外的角度去阐述陈用卿的生卒与活动年代。 “用卿,天启、崇祯间人”。这是《阳羡砂壶图考》里对陈用卿的活动年代的定位。这个定位不错,从已经发现的陈用卿壶上可以证明这个时间段是陈用卿的主要创作阶段。但是,明代天启、崇祯两朝加起来只有23年(1621——1644年),说陈用卿在这个阶段有作品面世是对的,但是说陈用卿生卒于这个阶段就不对了。那么,陈用卿究竟生卒于何时?我们还是结合史料与现有的实物证据来加以考证吧。 张岱的《陶庵梦忆》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张岱(1597——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爱繁华,好山水,晓音乐,戏曲,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陶庵梦忆》成书于1644年之后,乾隆十四年(1749年)才出版(现在都是标注乾隆四十年(1794年)出版是笔误)。在张岱的眼里,陈用卿是能和供春、时大彬比肩的,他的地位也只是仅次于供春和时大彬。此书比《阳羡茗壶系》成书还要早一年,作者应该是完全可以目睹陈用卿等人的作品,又精于茶艺鉴赏,所以描述相对比较准确与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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