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從陳鳴遠交往的對象判斷,他的創作旺盛期在清康熙年間。但漳浦出土的朱泥壺,底款「丙午仲夏鳴遠仿古」,丙午年推斷應是雍正四年,如這壺真是陳鳴遠手製,那麼他的創作期下限還到雍正朝;這時候,他大概已是七十歲上下的老陶藝家了。
幾十年的製壺生涯,陳鳴遠一輩子的作品按理有一定的數量,只是目前能夠看到,流傳有序的傳世品,似乎沒有。這時要研究陳鳴遠的作品,除了收藏家手上出土的陳鳴遠款砂壺外,博物館收藏的陳鳴遠紫砂器,是重要的參考件。
問題是,博物館的鳴遠紫砂器,包括茶壺和文玩雜項,多購自上一世紀二○年代至四○年代的上海古董市場〈下文簡稱上海期〉,正是近代紫砂仿品的高峰期,用博物館藏品來論證陳鳴遠,便有大陷阱。
例如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四川重慶博物館,紫砂藏品包括來自龔心釗、北山堂、李初梨的捐贈,大多購自上海。台北鴻禧美術館、歷史博物館的藏品,也出現在另一收藏家陳克立的「陽羨砂器精品圖譜」中。陳克立的藏品也是抗戰勝利後,得自上海古董市場。
這裡我們舉幾個可以對照的例子:
一. 葵花八瓣壺:一把藏在香港茶具文物館,底有刻款「鳴遠」及「陳鳴遠」印款〈圖1.〉,另一把藏在蘇州市博物館,落款「大彬」〈圖2.〉,這兩把壺的大小造形,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已被視為近代作品,不再被列入大彬或鳴遠作品。
二. 鶚尊:其一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有「陳鳴遠製」印款,刊「紫泥清韻陳鳴遠陶藝研究」書中一三六頁〈圖3.〉另一鶚尊藏香港茶具文物館,稱鳾形水注,有陳仲美款〈圖4.〉造形一式,也都是紫泥掺粗砂,以塑造「梨皮」質感。
三. 估古爵杯:其一見於陳克立「陽羨砂器精品圖譜」,有「陳子畦」印款〈圖5.〉,書中形容「泥灰紫梨皮,通體古樸,雅靜醇厚有致」。另一件刊於紫泥清韻第一四一頁,上海博物館藏品,有「陳鳴遠」陽文方印款。
四. 仿古天雞壺:其一刊於陳克立精品圖錄,底有刻款「鳴遠」兩字,另一見於「宜興陶器圖譜」,註明陳仲美天雞壺。兩者雖確有不同,但器形文飾顯然同一來源。
這些同一器形造工,洛不同名家款的紫砂器明顯是後仿品,分別落上不同名款,可以想見,當初是準備找不同的藏家出手;被仿的名號,陳鳴遠似乎是最主要的款識之ㄧ;仿作的種類,也不只是茶壺。
仿品雖然增加我們研究陳鳴遠的困難,但一旦認定出仿品,從其器形文飾落款,尋得仿作軌跡,說不定反能導引我們,摸索到仿作者大門。
三.
說上海其販售的陳鳴遠紫砂器,全是仿作品,或許太武斷,但說其中有不少仿品,應該是可信的。因為有人作證,顧景舟、蔣蓉自己承認參與過仿作;也有證物,蔣彥亭的姪兒蔣淦方還留有蔣彥亭仿古作品的手稿,手稿中的匜、獨角獸壺就出現在陳克立的「陽羨砂器精品圖譜」書裡。
古董商如何解釋,為何有那麼多陳鳴遠的作品出現在上場上呢?我們從龔心釗和他侄婿陳克立的敘述中,或可略知其中的微妙。
龔心釗說,「余之佳品,大半皆出張氏也」。張氏是誰呢?他說:「松江張氏,即張之敏詩天之先代,楊耑木乃張氏之婿。蔣時英與其婿陳子畦繼僑松江,其設肆之舊品,全歸張氏諸房分藏,迄不出售,故百餘年來,陳氏器流傳絕罕。自民國以來,張氏子姓間持以來滬,金山程之龍與口口連,輒介以歸余齋。」傳說中,陳子畦是陳鳴遠的父親,張氏子孫有陳鳴遠器,就一點也不奇怪。
陳克立收藏宜興砂器,源自龔心釗的影響,他在圖譜的序中說:「抗戰勝利後,有榮寶齋李氏,常以砂器求售,且源源而來,乃得大量收藏;僅數月,即得數十件,且多是精品,嘗呈龔丈賞玩,大為驚異,以其搜藏五、六十年,僅得數件,而余謹以數月,竟得等量,令其嘆為異數。」
「爾後,得李氏相告,始知有海鹽張氏,因兄弟分釁,乃得陳鳴遠所存留傳砂器出讓,以此因緣,多入余手。」我們對照一下他們兩人的敘述,松江張氏是揚耑木「楊中訥」的岳父,楊耑木與陳鳴遠則是相交甚厚。陳克立提到的張氏,是海鹽陳鳴遠常造訪的涉園主人。很巧,兩個都是張氏,都是他們子孫拿出來賣的。這樣的故事,在古董市場不是很耳熟嗎?
除了做仿的陶工、古董商之外,其中的巧妙,得有可靠的介紹人,如榮寶齋,還要有一段,虛實相間,似乎本源可考的「故事」,才有說服力。
我們也很驚奇,在陳克立的藏品中,也出現「陳漢文」的鴛鴦水洗、荷葉水盤,陳漢文是誰呢?嘉慶本的「宜興舊縣誌」有這麼一段話:「陳漢文,雍正時人,或曰子畦之子,工茗壺,尤善鋪砂,渾樸不讓前輩。」陳鳴遠突然多出個弟弟!
如此一來,陳子畦、陳鳴遠、陳漢文,一門三傑的砂器,盡納齋中,對收藏家而言,一定大感不亦快哉,古董商豈能不源源供應?
四.
有幾把陳鳴遠的紫砂壺,值得探究。首先,是天雞酒壺。天津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天雞壺〈圖7.〉,一九九五年曾到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雞首朝前,肩部一周繩紋,與雞首相對的肩部貼著銜環獸首;腹部一圈,兩字一行刻「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庾子山句。廉讓書,鶴邨仿古,壬午重九前二日。」有陳鳴遠、鶴邨兩方印款。
這只天雞壺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有兩個原因:
一.吳騫的「陽羨名陶錄」中,記載他自己「予嘗得鳴遠天雞壺一,細砂,作紫棠色,上鋟庾子山詩,為曹廉讓先生手書,製作精雅,真可以與三代古器並列。」天津博物館藏的天雞壺,會不會正是吳騫珍藏過的那一把 ?
二.這一把天雞壺有鶴邨的名款和印款,如果這真是陳鳴遠的天雞壺,正可以證明他的確有另一個名號叫鶴邨,或者他的號是鶴邨不是鶴峰。
第一個問題,這把壺會不會是吳騫的那把天雞壺?個人較持保留看法。吳騫對天雞壺的胎色寫得很清楚,「細砂」,「作紫棠色」,天津博物館的天雞壺土胎顆粒明顯,不像細砂,顏色也呈咖啡色,紫棠色應該是紅色為主的暗紅色;胎土的質感顏色,兩者皆不符。
吳騫還寫過天雞酒壺贊,已點明這把壺是酒壺,他的贊有「宛爾和風,弄是天雞,月明花開,左挈右提,浮生杯酒,函谷丸泥」的句子,宋伯胤先生曾發現,此贊在吳騫親自編刻的「愚谷文存」中,作了些修改,結尾是「卬須紅友,其樂如泥。」
此贊流露出吳騫寶愛此壺的心情:月明花開的時節,在陣陣的和風中,把玩著天雞壺,「左挈右提」,右手看看,換左手拿著瞧瞧,愛不釋手,照「左挈右提」文意,天雞酒壺應該有把首或提梁。「紅友」是赤紅色的醍,似乎也指天雞酒壺的胎土〈泥〉,顏色像紅友般的赤紅,表面閃著光彩,讓人玩賞再三,其樂無窮。天津博物館的天雞壺,沒有把手,左挈右提顯然不方便。因此,從胎土粗細質感顏色,以及壺的造形等等,看來都不符吳騫所記。
五、
另一個問題,陳鳴遠號鶴邨嗎?有學者懷疑,陳鳴遠號鶴峰,是吳鶱轉載自徐喈鳳的「宜興縣志」(已佚),他會不會一時筆誤,鶴邨寫成鶴峰?
博物館藏品,鶴邨款砂器頗多,有的陳鳴遠和鶴邨兩印款並存,有的只蓋鶴邨。其中不乏精品,以致讓人相信,應只有陳鳴遠這樣的陶藝家,才做得出這樣的作品。
個人認為,筆誤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陽羨名陶錄中,另收錄有張廷濟「得少山方壺於隱泉王氏」,寫下記此因緣的詩,其中一首「活火新泉逸興賒,年年愛鬥雨前茶,從欽法物齊三代,便載都籃總一家,竹里水清雲起液,祇園軒古雪飛花,與君到處堪煎啜,珍重寒窗伴歲華。」其中的「便載都籃總一家」句下,註有「兄子又超藏陳鶴峰壺」。這是鶴峰的另一例證。
李景康與張虹的「陽羨砂壺圖考」內,在雅流中記載「張氏昆仲」,文提到陳鳴遠曾至海鹽館張氏涉園,「考涉園在海鹽縣城南三里烏衣邨故址,亭池林木之勝甲於東南,而主人有稱醧舫者,有晉樵諱柯字東谷者……昆仲甚眾,延鶴峰者未知誰屬,因并記之。」其下註「見吳鶱涉園修禊記麗宋樓藏書志兩浙輶軒記藏書紀事詩」,「鶴峰」在此又得一明證。
這些例證都說明,鶴峰不會是吳鶱偶然的筆誤。
「陽羨砂壺圖考」在陳鳴遠傳器中,另記張燕昌自述在樊桐山房見一壺題「丁卯上元為耑木先生製,書法似晚研,殆太史為之捉刀耳。」
這把丁卯壺相傳到了民國元年(壬子),流入經亨沐手中,經亨沐特別將所居取名「鶴壺精舍」,以誌欣遇。經亨沐又說,「此壺為海鹽樊桐山房舊藏,曾經張芑堂徵君採入陽羨陶說,謂其款字有晉唐風格……鶴峰曾客中允家為製陶器最多,此壺有壺隱一印為所製陶器中僅見之品,自與尋常所製不同,宜徵君之贊賞不置也。」(註12)
經亨沐的丁卯壺是不是樊桐山房的丁卯壺,這是另一段公案,但這段記載值得注意的是,民國元年經亨沐所記,依然稱陳鳴遠鶴峰,似說明民國以前不曾有鶴邨的說法。陽羨砂壺圖考出版於民國廿三年,內有民初藏家紫砂器的圖片,曾重刊於詹勳華編著的「宜興陶器圖譜」中,其中有鳴遠壺底款的拓本,有前述丁卯壺的拓本及底款拓片,還有一把「陳鳴遠」印款方壺,這些壺沒有落鶴邨款的,陽羨砂壺圖考書中也不曾提有鶴邨款砂器。
總結這些前後記載,大約可以推斷,民國二十年左右,也就是三○年代之前,沒有過鶴邨的說法。蔣蓉自敘三○年代時她的伯父蔣彥亭在上海仿作古壺,她指證鶴邨是蔣彥亭的款章,從年代看,倒是吻合的。(註13)
天雞壺上既落了「鶴邨」款,周身兩字一行的一圈文字,也是清晚期以後常見的形式風格,而且前人取號,定別有寄寓,鶴在峰上,自能鳴遠,陳鳴遠別見匠心,也由此可見。天津博物館藏的天雞壺,列入上海仿古期的作品似乎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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